《叱咤风云》读后感
文/王昌定
记得二十年前，我曾读过王林同志的《西安事变演义》前半部的打字稿，想不到一本书的出版竟是如此周折艰难，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有幸读到这本在旧稿基础是修改重写的《叱咤风云》。风岁月匆匆，时不再来，王林同志最初动手写这部书的时候，尚未及“知天命”之年，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却已成了年逾古稀的皤然老翁，连我这个后学都年近花甲，真不胜感慨系之！
然而，王林同志的宝刀不老，这有他的新作为证。在长篇小说《叱咤风云》里，我们感爱到一种青年的、向上的活力，它能使人心脏跳动频繁，血液循环加剧。我们随着作者那粗犷的、质朴的笔触，眼前立刻浮现出一片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作为一名读者，我是一口气把这部长篇读完的，如乘轻舟一叶，顺流而下，令人不断玩味“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
《叱咤风云》所反映的是众所周知的一段历史，即“九。一八”蒋介石拱手让出东北后，席卷神州大地的爱国热潮，以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的“双十二”张、杨“逼蒋抗日”的壮举。小说以浓墨重彩写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并真实而具体地塑造了许多历史人物：从发动“兵谏”的*、杨虎城，到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我党军委副主席*；从高唱“攘外必须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爱妻、亲信、爪牙，到*派头目何应钦。正因为这是一段大家所熟悉的历史，写起来难度也很大。一则，尽管以某一阶段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只是小说，有艺术想象驰骋的余地，但在大的方面却不能违反历史事实，更不能凭主观随意性塑造历史上早有定评的人物；再则，以"西安事变"为题材的作品已屡有出现，“*”前唐人先生《金陵春梦》中的有关篇章，“*”后又有西安和甘肃两个话剧演出。这些作品，在群众中均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再接触这一题材，就不能没有新的东西。
那么，王林同志的长篇小说，放在文学的、历史的天平上，应当是个什么分量呢？
一部书的成败，固然决定于作者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功力，更决定于作者对生活熟悉的程度。王林同志正是一位在“九。一八”事变前加入党的老同志，那个时代的脉博跳动恰是作家本人的脉博跳动，那个时代的喜怒悲欢也恰是作者的喜怒悲欢。他不但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双十二”事变时期我党在东北军中的一个地下工作者，他在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他的亲见亲闻。顺便说几句，“亲见亲闻”四个字，曹雪芹曾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大书特书，把他作为自己的创作准则，这四个字翻成现代语言，就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近年来，某些人以“解放思想”为名，似乎连这样的一条创作根本规律也要打破了，他们生编硬造，想入非非，猎奇斗艳，买空卖空，有时甚至以廉价的近乎娼妓的色相来取悦观众和读者。《叱咤风云》与上述这些东西完全相反，它高举民族正气的旗帜，植根于扎扎实实的历史土壤，并客观地、公正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只要小说中的生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回顾解放初期，王林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腹地》，反映了冀中“五一大扫荡”的残酷现实，很快就受到一位大批评家的严历指责：“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时光流逝了三十余年，这一批评人们早已淡忘了，但《腹地》中所反映的（尽管这种反映带有若干缺陷）的生活，在历史上并未改变它原来的面目：历史嘲弄了一切不符合实际的批评。而王林本人更是“死而无悔”，依然沿着他那条“亲见亲闻”的创作道路前进。
小说自始至终贯串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作者是怀着中华儿女的自豪与自尊来完成这部长篇的。除了那些汉奸、卖国贼、特务、、托派之外，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渗透到《叱咤风云》中每个人物中的血液里。从身负“剿匪”重任的三军主帅到*进关打内战的东北军士兵，从普通军官到妇女儿童，从进步的学生到一切有正义感的人士，对于妄图灭我国家、毁我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都有决心“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一座新的长城”。 这种爱国热情，通过书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形成了任何反动*都无法扑灭的熊熊烈火，照亮了整个的中国。也许有人会说，爱国主义已经是陈旧的、过时的观念了，难道*时代还值得宣扬什么爱国主义吗？这是对爱国主义的误解，也是一种闭上眼睛不看现时的指责。爱国主义是每个民族的神圣感情，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饱满热情，正是基于对*祖国的热爱，没有这种爱，就没有民族的昌盛、祖国的富强。遗憾的是，有那么一些人，却已经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根本不知道爱国是一种什么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喝一口外国地沟脏水都比祖国的奶法甜，吃一口洋人的残羹剩饭也比祖国的稻米香，他们对外国由羡慕而崇拜，由崇拜而谄媚，直至出卖情报，出卖灵魂，出卖民族的尊严。对于这样的人，难道我们不应当大声疾呼，给他们注射一点爱国主义血清吗？尤其对于青少年一代，难道我们不应当对他们多进行一些爱国主义教育，来抵制崇洋媚外的毒菌吗？《叱咤风云》在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堪称一份良好的教材。
王林同志的小说创作，有他自己久已形成的独特风格，叙述近似人民喜闻乐见的古典说部，人物描写线条较粗，文字不求华丽，而重质朴，很少有细腻的心理刻画与情感挖掘，在把他所经历的生活进行艺术构思上，不喜过多张开想象的翅膀，而宁愿每一脚步都能踏在实处。他的作品往往因此被批评为有某种自然主义的倾向，他仍然继续走自己的路。公平的说，《叱咤风云》的题材和他浑厚的笔触是相适应的，在再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上，他都力求做到一个“真”字。他的笔墨吝啬于表现青年男女的爱恋、知识分子的苦闷，却不惜大块文章，明朗节奏，高歌时代的风云，犹如黄河怒吼，大江东去，形成了磅礴的气势。
《叱咤风云》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均各有思想性格，各具神情姿态；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些小人物。那些东北军中的中下级军官，那些忍受家亡国破之痛又被驱赶到内战前线的士兵，那些随着丈夫流落关内的东北军眷属及天真的儿童，一般虽着笔不多，但都栩栩如生。相形之下，作者大力塑造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白山与红燕，倒显得有些平板、拒谨，缺乏虎虎生气。这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应当承认，对于东北军军官、士兵及其家属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作者都是熟悉的，对后者甚至比对前者更要熟悉一些，而在作品中的表现，后者反不如前者生动，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以为是作者的笔未能充分放开的原故。自从《腹地》挨了棍棒以后，尽管作者对那种粗暴的批评深恶痛绝，但不能不承认，作家的胆子变得小了，在塑造*员形象方面，有着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致使他的第二部长篇《站起来的人民》多少有些四平八稳的趋向。《叱咤风云》定稿于粉碎“*”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特别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使我的思想得到解放，才放开胆子重新加工。”话虽如此，一个人经过多年的思想禁锢，要想从这种禁锢中完全解放出来，也并非轻而易举。我们平时常说的“心有余悸”，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正是如此，作者每当写到白山和洪燕时，便透露出一种本能的瞻前顾后，不敢放马奔驰，生恐有损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我在这里需要马上声明的是，作者笔下的白山和洪燕决不是概念化的产物，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只是按照作者的生活经历与艺术修养，这两个人物是有可能比现在写的更好一些的。当然，从古往今来的艺术实践中考察，这都是一个难题，许多作家都曾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绞尽脑汁，结果反不如费力不多的次要人物更有艺术生命力，王林同志恐怕也还没有突破这一困境。
在《叱咤风云》中，最能吸引读者的，(www..cn)当首推几个历史人物。*同志的从容镇定、高瞻远瞩、爱憎分明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爱国将*的豪爽、杨虎城的深谋远虑以及独夫蒋介石的狡诈阴毒、背信弃义，也都历历如在目前。如果我们要求得更高一些，那就是，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塑造，还应当多少增添一些工笔：在粗线条上适当加入一些细线条，会使许多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更有风采，更觉婀娜多姿态。这里面，特别使我这个读者感到不太满足的是*同志与*将军的延安之会，以及*同志与蒋介石的西安重逢。前者是确定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时刻，后者是*与*再度合合作的新起点。在这两个非同寻常的场合里，许多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色调，都各自在不同的人物的身上、不同的时间空间，充分显现出来了，正是笔饱墨酣地塑造这些历史人物的大好时机，却被作者轻轻地放过了。这在作者，有可能担心于过细地描写与作品的整个基调不合；其实这是一种过滤。以《水浒传》之粗，常常粗中有细，以《红楼梦》之细，又常常细中有粗，一幅历史画卷，倘若都是一色笔墨，反而免于单调了。
以上这些粗浅之见未必妥当，更难免有吹毛求疵之嫌，我还要郑重地说，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如饥似渴般地读完《叱咤风云》的。我从王林[荫道位老作家的身上学到了刻苦勤奋、百折不饶以及对待艺术问题的虚怀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