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长篇小说在线阅读
导语：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这里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三篇巴金中长篇小说在线阅读，希望你们喜欢。
一、《马赛的夜》
我到马赛这是第二次，三年以前我曾到过这里。
三年自然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我却看见了两个马赛。
宽广的马路，大的商店，穿着漂亮衣服的绅士和夫人，大的咖啡店，堂皇的大旅馆，美丽的公园，庄严的铜像。我到了一个近代化的大都市。
我在一个大旅馆吃晚饭。我和两个朋友占据了一张大桌子，有两个穿礼服的漂亮茶房伺候我们。我们问一句话，他们鞠躬一次。饭厅里有乐队奏乐。我们每个人点了七八十个法郎的菜，每个人给了十个法郎的小账。我们从容地走出来，穿礼服的茶房在后面鞠躬送客。
我们又到一家大咖啡店去，同样地花了一些时间和一些钱。我们在“多谢”声中走了出来。我们相顾谈笑说：“我们游了马赛了。”心里想，这毕竟是一个大都市。
于是我们离开了马赛。三年以后我一个人回到这里来。我想马赛一定不会有什么变化。而且我把时间算得很好，我不必在马赛住一夜。我对自己说：“我第一晚在火车上打盹，第二晚就会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
然而我一到马赛，就知道我的打算是怎样地错误了。第一，我一下火车就被一个新认识的朋友引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地方使我觉得我不是在马赛，或者是在另一个马赛；第二，同那个新朋友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今天水手罢工，往东方去的船都不开了。至于罢工潮什么时候会解决，办事人回答说不知道。
这样我就不得不住下了，而且是住在另一个马赛。至于在海行中的轮船上睡觉，那倒成了梦想。
于是我又看见了马赛的夜。 我住的地方是小旅馆内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
我吃饭的地方也不再是那堂皇的大旅馆，却是一家新近关了门的中国饭店。吃饭的时候没有穿礼服的茶房在旁边伺候，也没有乐队奏乐。我们自己伺候自己。
这并不是像纽约唐人街一类的地方，这的确是法国的街道。中国人在这里经营的商店，除我所说的这个饭店外，还有一家饭店，要那一家才算是真正的饭店。至于我在那里吃饭的一家，已经关了门不做生意，我靠了那个新朋友的介绍，才可以在那里搭一份伙食。而且起先老板还不肯收我的饭钱。
我每天的时间是这样地分配的：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从旅馆到饭店，从饭店到旅馆。在旅馆里，我做两件事：不是读一本左拉的小说，就是睡觉，不论在白天、晚上都是一样。在饭店里我也做两件事：不是吃饭，就是听别人说笑话。吃饭的时间很短，听说笑话的时间很长。
从旅馆到饭店虽然没有多少路，可是必须经过几条街。我很怕走这几条街，但我又不得不走。路滑是一个原因：不论天晴或者下雨，路总是滑的；地上还凌乱地堆了些果皮和抛弃的蔬菜。街道窄又是一个原因：有的街道大概可以容三四个人并排着走；有的却是两个人对面就容易碰头的巷子；也有的较宽些，但是常常有些小贩的货车阻塞了路。我常常看见胖大的妇人或者瘦弱的姑娘推着货车在那里高声叫卖，也有人提了篮子。她们卖的大半是蔬菜、水果和袜子一类的用品。有一两次，卖水果的肥妇向我兜生意，可是我跟她刚把价钱讲好，她忽然带笑带叫地跑开了。跑的不止她一个人，她们全跑开了。街道上起了一阵骚动，但是很快地就变得较为宽敞、较为清静了。我很奇怪，不知道这个变化的由来。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了。迎面一个警察带着笑容慢慢地走过来。他的背影消失以后，那些女人和货车又开始聚拢来。有时候抬起头，我还会看见上面晒着的红绿颜色的衣服。
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应该提一下，就是臭。这几条街的臭我找不到适当的话来形容。有些地方在店铺门口摆着发臭的死鱼，有些地方在角落里堆着发酵的垃圾，似乎从来就没有打扫干净。我每次走过，不是捏着鼻子，就是用手帕掩鼻，我害怕会把刚吃进肚里的饭吐出来。
晚上我常常同那个新朋友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他带笑地警告我：“当心!看别人把你的帽子抢了去!”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笑着回答：“不怕。”不过心里总有点胆怯，虽然我很想看看帽子怎样会被人抢走。
我们走过一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我看见一些有玻璃窗门的房子和一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门口至少有一个妇人，大半很肥胖，自然也有瘦的，年纪都在三十以外；她们同样地把脸涂得又红又白，嘴唇染着鲜血一样地红；她们同样地有着高高地凸起的胸部和媚人的眼睛。 “先生，来罢。”尖锐的、引诱的、带笑的声音从肥妇的口里向我脸上飞来。同时我看见她们在向我招手。
“怎么样?去吗?”那个朋友嘲弄地低声问我。
我看了那些肥妇一眼，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害怕起来，便拉着朋友的膀子急急地往前面走了，好像害怕她们从后面追上来抢走我的帽子一样。我走过那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里面奏着奇怪的音乐，我仿佛看见三四个水手抱着肥妇在那里喝酒。但是我也无心去细看了。
“你方才说过不怕，现在怎样了?”我们走出这条街以后，那个朋友嘲笑地说。
我这个时候才放心了。
“看你这个样子，我不禁想起我一个姓王的朋友的故事。”他说着就出声大笑。
“什么故事?”我略带窘相地问他。
“王，你也许认识他。他的年纪比你大，可是身材比你还小，”朋友开始叙述故事，他一面说，一面在笑。但是我并没有笑的心思。“他是研究文学的。他常常说歌德有过二十几个爱人，他却只有五个，未免太少了。其实他所说的五个，是把给他打扫房间的下女，面包店里的姑娘，肉店里的女店员都算在里面，这些女人跟他除了见面时说一声‘日安’外就不曾说过什么话。他说他应该找到更多的爱人，他说应该到妓院里去找。我们每次见面，他总要对我宣传他到妓院去谈恋爱的主张，他甚至赞美卖淫制度。然而他也只是说空话。我常常嘲笑他。有一天他得意地对我说，他要到妓院去了，我倒有点不相信，你猜他究竟去了没有?”朋友说到这里突然发出这句问话来。
“他当然没有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如果没有去，那倒不奇怪了。他的确去了，而且是我陪他去的。”朋友得意地说。“他没有进过法国妓院，他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形。我们到了那里。我声明我只是陪伴他来的，我就坐在下面等他。于是六七个肥胖的裸体女人排成一行，站在我们面前，让王选择。王勉强选了一个，在下面付了钱，跟着她上楼。……不到十分钟，王下楼来了，脸色很不好看。他拉着我急急地走了出去。我惊奇地笑问他：‘怎么这样快就走了?’他烦恼地答道：‘不要提了，我回去慢慢对你说。’他垂着头，不再说一句话。”朋友说到这里，便住了口。
“你看这个。”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递给我说。“这是王今天寄来的，他还提到那件事情。”
这时我们走入大街，进了一个咖啡店。我在那里读了王的信。
信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近来常常感到苦闷，觉得寂寞，精神仍然无处寄托，所以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谈话时总爱谈到女人。大家都觉得缺少什么东西。可是缺少的东西，却也没法填补。我们也只得耐心忍受苦闷。壮志已经消磨尽了。我也曾想把精神寄托在爱情上，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爱我的女人。……我也不再有到妓院去的思想了。用金钱买爱，那是多么可笑，多么渺茫啊!你不记得两年前我在马赛干的那件事吗?我当时还有一种幻想。谁知看见了那里的种种丑恶情形，我的幻想就马上破灭了。我和那个肥妇上了楼，进了她的房间，看见她洗净了身子。我没有一点热情，我只觉得冷。她走到我的身边。我开始厌恶她，或者还害怕她。她看见我这种笨拙的样子，便做出虚伪的媚笑引动我，但是并没有用。我的激情已经死了。结果她嘲笑地骂了我两句，让我走了。从那里出来，心上带走了无名的悲哀，我整整过了一个月的不快活的日子。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在那里不但不曾得着预期的满足，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空虚。那个肥妇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你看，这就是那个以歌德自命的人的遭遇了!”朋友嘲笑地说。
我又想发笑，又不想发笑。我把信笺折好放在信封里还给他。
我们走过一家影戏院。名字很堂皇，可是门面却很小、很旧。一个木笼似的卖票亭立在外面。
“这样的电影院你一定没有去过，不可不进去看看。”朋友并不等我表示意见就去买了票，我看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两个法郎。
“这样便宜的票价!”我想。我们就进去了。
一个小房间里放了二三十排长木凳，每排三张，每张可容五六个人。黯淡的天花板上挂了几盏不很明亮的电灯。对面一张银幕。没有乐队，每一个人走过，就使不平坦的地板发出叫声。房间里充满了烟雾和笑语，木凳上已经坐了不少的人。
我们在最后面的一排坐下，因为这一排的三张木凳都空着，而且离银幕较远，不会伤眼睛。朋友抬起眼睛向四处望，好像在找他认识的人。
他的眼光忽然停留在左边的一角。他的脸上现出了笑容。他把右手举起来，在招呼什么人。我随他的眼光看去，我看见了两个我见过的人。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戴便帽，没有打领带，穿一件半新旧的西装；黄黄的脸色，高的颧骨，唇边有几根胡须。他不久以前还在一只英国轮船上作工。右手的大指头被机器完全切断了。他的手医好以后公司给了他五十镑的恤金，把他辞退了。他到马赛来，打算住些时候回中国。我在饭店里见过他几次，所以认识他。女的，我也在饭店里遇见过。她是一个安南人。我不知道她怎样会流落到马赛来，关于她的事，我知道的，就是她跟饭店的老板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往来；还有她属于街头女人一类的事，我也知道一点，因为在饭店里的笑谈中间，找“安南婆”要多少钱的话也常常听见。我看见她同断指华工在一起，这并不是第一次。
她跟他亲密地谈着(她会说广东话)，两个头靠在一起。她忽然转过头来望着我的朋友笑。我看见她的黑头发，小眼睛，红白的粉脸，宽厚的红唇，充实的胸膛。她轻佻地笑着，的确像一个街头女人。
电灯突然灭了。
我花一个法郎的代价连接看了三张长片子。眼睛太疲倦了。灯光一亮我同那个朋友最先走了出去，并不管我们认识的那一对男女。 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还没有开船的消息。罢工潮逐渐扩大了。许多货物堆积在马赛，许多旅客停留在马赛。
马赛凭空添了这许多人和货物，可是市面上并没有什么变动。其实变动倒是有的，不过陌生的我不知道罢了。我只看见过一次罢工者的游行。
夜来了，夜接连着夜。依旧是马赛的夜。
那饭店，那街道，那旅馆，那朋友，那些影戏院跟我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左拉的小说读完了，又放回到箱子里去。我不再读书了。
每晚从饭店出来，我总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去散步。我们不得不经过那条使我最担心的街道。那些半老的肥妇照例对我们做出媚笑，说着欢迎的话。但是我已经不害怕她们了。
我们每晚总要到一家新的电影院去。所有马赛的电影院我们差不多都光顾过了。头等电影院我们自然也去，而且用学生的名义在那里得到了半价的优待。常常我们在劳动者中间看了电影出来，第二天晚上又换了比较漂亮的衣服到头等电影院去，坐在绅士和夫人们的中间，受女侍的殷勤招待。换衣服的事是那朋友叫我做的。他有过那样的经验，他曾经在头等电影院里买票受到拒绝。
在小的电影院里，我们常常遇见那个断指的华工和“安南婆”，他们总是亲密地谈笑着。
我们跟华工渐渐地熟悉了，同时跟“安南婆”也渐渐地熟悉了。我们跟他们遇见的地方有时在电影院，有时在饭店，时间总是在夜里。 另一个晚上我们照例在那个最小的电影院里遇见了“安南婆”。她跟平日一样地和男子头靠着头在谈话，或者轻佻地笑。可是男子却不是平时跟她在一起的断指华工，而是一个陌生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依旧对我们轻佻地笑，但是很快地又把头掉回去跟那个青年亲密地讲话了。
“安南婆有了新主顾了。”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点点头。
隔了一个晚上我们又到那个电影院去。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我又看见了“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她看见了我们，望着我们轻佻地笑。我们依旧没有找到断指华工的影子。
灯光熄了。银幕上出现了人影。贫困，爱情，战争，死。……于是灯光亮了。
一个人走近我们的身边，正是我们几天不见面的断指华工。朋友旁边有一个空位，华工便坐了下来。他并不看我们，却把眼光定在前面左角的座位上。在那里坐着“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
“你为什么这两天又不同她在一起了?你看她找到了新主顾!”朋友拍着华工的肩膀说。
华工掉过了瘦脸来看我们。他的脸色憔悴，可是眼睛里射出来凶恶的光。
“不错，她找到新主顾了!她嫌我是一个残废人，我倒要使点手段给她看，要她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华工气愤地对我们说，声音并不高。
“这又有什么要紧?这也值不得生气!”朋友带笑地劝他道。“她们那般人是靠皮肉吃饭的。谁有钱就同谁玩，或者是你或者是他，都是一样。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犯不着生气。”
“你不晓得我待她那样好，她这个没有良心的。”华工咬牙切齿地说。“几个月以前法国军队在安南镇压了暴动，把那些失败的革命党逼到一个地方用机关枪全打死。这样的事三四年前也有过一次。她哥哥就死在那个时候，死在法国军人的枪弹下。现在她却陪法国人玩。这个法国人大概不久就会去当兵的，他会被送到安南去，将来也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就像别的法国军人从前杀死她哥哥那样……”他说不下去了，却捏紧拳头举起来，像要跟谁相打似的。可是这个拳头并没有力量，不但瘦，而且只有四根指头，大拇指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可笑的光秃的痕迹。他又把拳头放下去，好像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似的。我想他从前一定是一个强健的人，然而机器把力量给他取走了。
我并不完全同意华工的话，但是我禁不住要去看“安南婆”和她的法国青年的背影。他们是那样地亲密，使我不忍想象华工所说的种种事情。我几乎忘记了在这两个人中间的生意的关系，我几乎要把他们看作一对恋人。但是我又记起了一件事。那个青年的确很年轻，他不久就会到服兵役的年龄。他当然有机会被派到殖民地去，他也有机会去杀安南的革命党。华工方才所说的一切都是可能的。也许她还有一个哥哥，或者兄弟，也许这个法国青年将来就会杀死他，这也是很可能的。这样想着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的事情，觉得眼前这两个人在那里亲密地讲话也是假的。“华工的话完全对，”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但是我又一想，难道这时候我们就应该跑去把那两个人分开，对他们预言未来的事情吗?或者我们还有另外的避免未来事情的办法？
我起初觉得苦恼，后来又不禁哑然失笑了。我记起来他们只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是卖主，一个是顾客，关系并不复杂。我这时候才注意地看银幕，我不知道影片已经演到了什么地方。 电影演完，我们同华工先走出来。他本来想在门口等她，却被我们劝走了。我们同他进了一个咖啡店，坐了一些时候，听他讲了一些“安南婆”的故事。他的愤怒渐渐平息了，他时时望着他那只没有大拇指的手叹气。
我那朋友的话一定感动了他。朋友说：“你自己不也是拿她来开心吗?你不是说过一些时候就要回国去吗?那时候她终于要找别人的。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有钱，你另外找一个罢，街上到处都是。你看那里不就有一个吗?”说到这里他忽然举起手，向外面指。在玻璃窗外，不远处，一个女人手里拿了一把阳伞，埋着头在广场上徘徊，一个男人在后面跟着她。
我们跟华工分手的时候，那个朋友劝他说：“你把安南婆忘了罢，不要再为她苦恼。你只要再忍耐几天，她又会来找你的。”
“我不再要她了!”华工坚决地粗声说，就掉过头去了。我仿佛看见他的眼角嵌着泪珠。我不懂这个人的奇怪的心理。 隔了两个晚上我们又在另一家小影戏院里遇见了“安南婆”。这一次她走到我们跟前来，就坐在朋友的身边。她不再坐到前面去了，因为她是一个人来的。
“你一个人?”朋友用法国话问她。
她笑着点了点头，把身子靠近朋友。我不由得想：“她来招揽生意了。”
“你的法国朋友呢?”朋友嘲笑地问。
“不知道。”她耸肩地回答。
“从前那个中国朋友呢?”
“他是一个呆子。”她直爽地回答，没有一点顾忌。“他太妒忌了，好像我就是他的老婆一样。其实我只是做生意的人，谁都管不着我。谁有钱就可以做我的主顾。他太乏味了。我有点讨厌他。……”
灯光突然熄了，使我没有时间问她关于她哥哥被杀的事，或者她究竟还有没有哥哥或者兄弟的事。我在看银幕上的人物和故事。金钱，爱情，斗争，谋杀……。
从影戏院出来，我们陪着她走了一节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朋友忽然对她说：“你应该往那边走了。”
“是，谢谢你。”她媚笑地对朋友说。“到我那里去玩玩吗?”
“不，谢谢你，我今晚还有事情。改天去看你罢。”朋友温和地答道，跟她握手告别了。
等那女人走远了时，朋友突然笑着对我说：“她今晚找错主顾了。”
这是一个月夜，天空没有云。在碧海中间，只有一轮圆月和几颗发亮的星。时候是在初冬，但是并不特别冷。
四周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我们慢慢地走着，我们仰起头看天空。我们走到了广场上。
忽然一个黑影在我的眼前一晃，一只软弱的手抓住了我的膀子。我吃惊地埋下头看，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哀求的眼光直射到我的脸上。她的脸涂得那样白，嘴唇涂得那样红，但仍然掩不住脸上的皱纹和老态。是一张端正的瘦脸，这样的脸我在街头的卖春妇里面简直没有看见过。她喃喃地说：“先生，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她的手抓住我的左膀，她差不多要把身子靠在我的身上。她是一个怎样不熟练的卖春妇啊！
不仅是我呆了，而且连那个颇有本领的朋友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了。我茫然地站着，听她在喃喃地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
天呀!这个女人，论年纪可以做我的母亲，她却在这深夜，在广场上拉我到她家里去。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我必须跟这个可以做我母亲的女人一起到她家里去。这种事情，读了十几年的书的我，一点也不懂。我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过日子。我不懂得生活，不懂得世界。我也不懂得马赛的夜。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决我第一次遇到的这一个难题。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她突然跑开了，好像有恶魔在后面追赶她一般。于是很快地她的瘦弱的背影就在街角消失了。
沉重的皮靴声在我们的后面响起来，接着我听见了男人的咳嗽声。我不知不觉地回头看，原来是一个警察走近了。
我们拔步走了。我起初很庆幸自己过了这个难关，但以后又为这个依旧未解决的新问题而苦恼了。我再一次回头去看那个妇人，却找不到她的影子。
“怎么会有这样多的卖春妇?难道这许多女人除了卖皮肉外就不能生活吗?”我苦恼地问那个朋友。
“我那个旅馆的下女告诉我，半年前她和六个女伴一起到这个城市来，如今那六个女子都做了娼妓。只有她一个人还在苦苦地劳动。她一天忙到晚，打扫那许多房间，洗地板，用硫磺熏臭虫，还要做别的事情，每个月只得到那样少的工钱。她来的时候还很漂亮，现在却变丑了。只有几个月的工夫!你是见过她的。”
不错，我曾经在朋友的旅馆里见过她。她是一个金头发的女子，年纪很轻，身材瘦小。现在的确不怎么好看，而且那双手粗糙得不像女人的手了。
“我想，她有一天也许会在街头拉男人的，”朋友继续说。“这并不是奇怪的事。你不知道在马赛，在巴黎和在别的大都市，连有些作工的女子也会只为了一个过夜的地方，一个温暖的床铺，就去陪陌生男子睡觉吗?我的朋友里面好些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也有人因此得了病。……那些街头女人大部分都有病，花柳病到处蔓延!……我说，在今天的法国社会里，除了那些贵族夫人和小姐以外，别的女子，有一天都会不得不在街头拉人。……花柳病一天一天地蔓延……这就是今天的西方文明了。”最后的两句话是用了更严肃的声音说出来的。 他的嘴又闭上了。我们谁都不想再说一句空话。我们依旧在这条清静的街上慢慢地走着。一些女人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晃，常常有几句短短的话送进我的耳里。女人们在说：“先生，到这里来”，或者“先生，请听我说”。可是方才那个使我苦恼的说“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的声音却听不见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月夜。马赛的夜。
二、《哑了的三角琴》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是一只俄国的木制三角琴，已经很破旧了，上面的三根弦断了两根。这许多年来，我一直看见这只琴挂在墙角的壁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弹过它，甚至动也没有动过它。它高高地挂在墙角，灰尘盖住它的身体。它凄惨地望着那一架大钢琴，羡慕钢琴的幸运和美妙的声音。可是它从来不曾发过一声悲叹或者呻吟。它哑了，连哀诉它过去生活的力量也失掉了。我叫它做“哑了的三角琴”。
我曾经几次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把这个无用的东西挂在房里。父亲的回答永远是这样的一句话：“你不懂。”但是我的好奇心反而更强了。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只三角琴弄下来看看，或者想法使它发出声音。但是我知道父亲不许我这样做。而且父亲出门的时候总是把书房锁起来。我问狄约东勒夫人(管家妇)要钥匙，她也不肯给我。
有一天午后父亲匆忙地出去了，他忘记锁上书房门。狄约东勒夫人在厨房里安排什么。我偷偷地进了父亲的书房。
哑了的三角琴苦闷地望着我。我不能忍耐地跑到墙角，抬起头仔细地看它。我把手伸上去。但是我的手太短了。我慢慢地拉了一把椅子过去，自己再爬上椅子。我的身子抖着，我的手也在打颤。我的手指挨到了三角琴，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地忽然缩回了手，耳边起了一个响声，我胆怯地下了椅子。
地上躺着那只哑了的三角琴，已经成了几块破烂的旧木板。现在它不但哑，而且永远地死了。这个祸是我闯下来的。我吓昏了，痴痴地立了一会儿，连忙把椅子拖回原处，便不作声地往外面跑。刚刚跑出书房门，我就撞在一个人的怀里。
“什么事情?跑得这样快!”这个人捏住我的两只膀子说。我抬起头看，正是我的父亲。
我红着脸，不敢回答一句话，又不敢挣脱身子跑开，就被父亲拉进了书房。
三角琴的尸首静静地躺在地上，成了可怕的样子，很显明地映在我的眼睛里。我掉开了头。 “啊，原来是你干的事!我晓得它总有一天会毁在你的手里。”父亲并不责备我，他的声音很柔和，而且略带悲伤的调子。父亲本来是一个和蔼的人，我很少看见他恶声骂人。可是我把他的东西弄坏以后，他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他放了我，一个人去把那些碎木板一片一片地拾了起来细看，又小心地把它们用报纸包起来，然后慎重地放到橱里去。
他回到书桌前，在那把活动椅上坐下，头埋在桌上，不说一句话。我很感动，又很后悔，我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抚摩他的膀子。我说：“父亲，请你饶恕我。我并不是故意毁坏它的。”
父亲慢慢地抬起头。他的眼睛亮起来。“你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发说。“孩子，我的好孩子!……我并不怪你，我不过在思索，在回忆一件事情。”他感动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父亲，你又在想念母亲吗?”
“孩子，是的。”父亲松了手回答说。他揩了一下眼睛，又加了一句话：“不，我还在想一件更遥远的、更遥远的事情。”
他的眼睛渐渐地阴暗起来。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声，又抚着我的头说：“这跟你母亲也有关系。”
我在两岁的时候便失掉了母亲，母亲的音容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消失了。只有书房里壁炉架上还放着母亲的照像，穿着俄国女人的服装，这是在圣彼得堡摄的；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世，我的母亲也就是死在那里。
这些都是父亲告诉我的。这一两年来每天晚上在我睡觉以前父亲总要向我讲一件关于母亲的事，然后才叫狄约东勒夫人带我去睡。关于母亲的事我已经听得很多了。我这时便惊讶地问：“父亲，怎么还有关于母亲的事情我不知道的?”
“孩子，多着呢，”父亲苦笑地说，“你母亲的好处是永远说不完的。……”
“那么快向我说，快说给我听。”我拍着父亲的双膝请求道，“凡是跟母亲有关的话，我都愿意听。”
“好，我今晚上再告诉你罢。”父亲温和地说，“现在让我静静地思索一下。你出去玩玩。”他把我的头拍了两下，就做个手势，要我出去。
“好。”我答应一声，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完全忘记了打碎三角琴的事情。
果然到了晚上，用过晚餐以后，父亲就把我带到书房里面去。他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他面前，靠着他的身子听他讲话。
“说起来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父亲这样地开始了他的故事，他的声音非常温和。“是在我同你母亲结婚以后的第二年，那时你还没有出世。我在圣彼得堡大使馆里做参赞。
“这一年夏天，你母亲一定要我陪她到西伯利亚去旅行。你母亲本来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子。她爱音乐，又好旅行。就在这一年春天她的一个好友从西伯利亚回来，这位女士是《纽约日报》的记者，到西伯利亚去考察*制度。她在我们家里住了两天。她向你母亲谈了不少西伯利亚的故事。尤其使你母亲感到兴趣的，是囚人的歌谣。你母亲因为这位女士的劝告和鼓舞，便下了到西伯利亚去采集囚人歌谣的决心。我们终于去了。
“我们是六月里从圣彼得堡出发的，身上带着*与流放部的介绍信。我们在西伯利亚差不多住了半年。凡是西伯利亚的重要*与流放地，我们都去看过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流放地还容易听见流放人的歌声。在*里要听见囚人的歌声却很难。*里向来绝对禁止囚人唱歌，犯了这个禁例，就要受严重的处罚。久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连本来会唱歌的人也失掉了唱歌的兴致。况且囚人从来就不相信禁卒，凡是禁卒叫他们做不合狱规的事，他们都以为是在陷害他们。所以每次禁卒引着我们走进一间大监房，向那些囚人说：‘孩子们，这位太太和这位先生是来听你们唱歌的。你们随便给他们唱一两首歌罢。’那时候他们总是惊讶地望着我们，不肯开口。如果他们给逼得厉害了，他们便简单地回答说：‘不会唱。’任是怎样强迫，都没有用处。一定要等到我们用了许多温和的话劝他们，或者你母亲先给他们唱一两首歌，他们才肯放声唱起来。这些歌里面常常有几首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例如那首有名的《脚镣进行曲》与《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我们此行最好的成绩。你母亲后来把它们介绍到西欧各国和美洲了。但是可惜这样的歌我们采集得不多。
“这些囚人大部分是农民，而俄国农民又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对音乐有特殊的爱好。在他们中间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只要给他们以音乐的教育，他们就能够成为音乐界的杰出人物。我们在西伯利亚就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第一次听见的《长夜漫漫何时旦》便是从他的口里唱出来的。
“这是一个完全未受过教育的青年农人，加拉*中的囚犯。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们把来意告诉狱中当局的时候，在旁边的一个禁卒插嘴说：‘我知道拉狄焦夫会唱歌，’典狱便叫他把拉狄焦夫领来。
“拉狄焦夫来了，年纪很轻，还不到三十岁。一对暗黑的大眼，一头栗色的细发，样子一点也不凶恶，如果不是穿着囚衣，戴着脚镣，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他站在我们的面前，胆怯地望着我们。
“‘拉狄焦夫，我听见人说你会唱歌，是不是?’典狱问。
“他微笑了一下，温和地答道：‘大人，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很久以前，我还在地上劳动的时候，我倒常常干这种事情，现在完全忘掉了。’ “‘你现在不想试一试吗?’典狱温和地问，‘这两位客人特地从远道来听你唱歌。不要怕，他们不是调查员，他们是音乐家。’ “这个囚人的暗黑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了一线亮光，似乎有一种快乐的欲望鼓舞着他。他稍微迟疑了一下就坦白地说：‘我还记得几首歌，在*里也学到了一两首。既然你大人要我唱，我怎么好拒绝呢?’ “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母亲便问道：‘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吗?’ “他望了望典狱，然后望着你母亲，略带兴奋地说：‘太太，没有乐器，我是不能够唱歌的。……如果你们可以给我一只三角琴，那么……’ “‘好，我叫人给你找一只三角琴来，’典狱接口说，‘你明天到这里来拿好了。’ “‘谢谢你，大人，’拉狄焦夫说了这句话以后，就被带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禁卒已经找到了一只旧的三角琴。典狱差人把拉狄焦夫叫了来。
“他现出很疲倦的样子，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走进来，很觉吃力。可是他看见桌上那只三角琴，眼睛立刻睁大起来，脸上也发了光。他想伸出手去拿，但是又止住了。
“‘拉狄焦夫，三角琴来了。’典狱说。
“‘你大人可以允许我拿它吗?’他胆怯地问。
“‘当然可以，’典狱说。禁卒就把琴放在拉狄焦夫的手里。他小心地接着，把它紧紧地压在胸上，用一种非常亲切的眼光看它。他又温柔地抚摩它，然后轻轻地弹了几下。
“‘好，你现在可以唱给我们听了!’你母亲不能忍耐地说。
“‘我既然有了三角琴，又为什么不唱呢?’他快活地说。‘可是这几年来我不曾弄过这个东西了。最好我能够先练习一下，练习三天。……太太，请你允许我练习三天。那时候我一定弹给你们听，唱给你们听。’他的一双暗黑的大眼里露出了哀求的表情。
“我们有点失望，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附耳同典狱商量。典狱答应了这个囚人的要求。拉狄焦夫快活地去了，虽然依旧拖着脚镣，依旧被人押着。
“三天以后，用过了午饭，我们又到*去，带着铅笔和笔记本。典狱把我们领到办公室隔壁一间宽大的空屋子里，那里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是特别为你母亲设的。
“囚人带进来了。两个带枪的兵押着他。我们让他坐下。一个禁卒坐在门口。
“拉狄焦夫把三角琴抱在怀里，向我们行了一个礼，问道：‘我现在可以开始吗?’ “‘随你的便。’你母亲回答。
“他的面容立刻变得庄严了。这时候秋天的阳光从玻璃窗射进屋子里，正落在他的身上，照着他的上半身。他闭着眼睛，弹起琴弦，开始唱起来。他唱的是男高音，非常柔和。初唱的时候，他还有点胆怯，声音还不能够完全听他指挥。但是唱了一节，他似乎受到了鼓舞，好像进到了梦里一样，完全忘掉了自己尽情地唱着。这是西伯利亚流放人的歌，叫做《我的命运》。这首歌在西伯利亚很流行。但是从没有人唱得有他唱的这么好听。
“一首歌唱完了，声音还留在我的耳边。我对你的母亲小声说：‘这个人真是天生的音乐家!’她也非常感动，眼睛里包了泪水。
“尤其使人吃惊的是那只旧的三角琴在他的手里居然弹出了很美妙的声音，简直比得上一位意大利名家弹的曼陀林。这样的琴调伴着这样的歌声，……在西伯利亚的*里面！
“他的最后一首歌更动人，那就是我方才说过的《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完全沉溺在他的歌中的境地里了，一直到他唱完了，我们才醒过来。我走到他的面前，热烈地跟他握手，感谢他。
“‘请你设法叫典狱允许我把这只琴多玩一会儿，’他趁着典狱不注意的时候，忽然偷偷地对我说，‘最好让我多玩两三天。’ “我去要求典狱，你母亲也帮忙我请求，可是典狱却板起面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已经为你们破过一次例了。再要违犯狱中禁例，上面知道了，连我也要受处罚。’他一面又对拉狄焦夫说：‘把三角琴给我。’ “拉狄焦夫紧紧抱着琴，差不多要跪下地哀求道：‘大人，让我多玩一些时候罢，一天也好，半天也好，……一点钟也好。……大人，你不懂得。……这生活，……开恩罢。’他吻着琴，像母亲吻孩子一样。
“‘尼特加，把三角琴给我拿过来!’典狱毫不动心地对禁卒说。
“禁卒走到拉狄焦夫面前，这个囚人的面容突然改变了：两只眼睛里充满着血和火，脸完全成了青色。他坚定地立着，紧紧抱着三角琴，怒吼道：‘我决不肯放弃三角琴。无论谁，都把它拿不去!谁来，我就要杀谁!’ “我们，你母亲和我，都吓坏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典狱一点也不惊惶，他冷酷地说：‘给他夺下来。’ “他这时候明白抵抗也没有用了，便慢慢地让三角琴落在地上，用充满爱怜的眼光望着它，忽然倒在椅子上低声哭起来。他哭得异常凄惨，哭声里包含着他那整个凄凉寂寞的生存的悲哀。这只旧的三角琴的失去，使他回忆起他一生中所失去的一切东西——爱情，*，音乐，幸福以及万事万物。他的哭声里泄露了他无限的悔恨和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新生的欲望。好像一个人被抛在荒岛上面，过了一些年头，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忽然有一只船驶到这个荒岛来给了他一线的希望，却又不顾他而驶去了，留下他孤零零地过那种永无终结、永无希望的寂寞生活。
“我们听见他的哭声，心里很不安，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夫妇引起来的。我们走到他面前，想安慰他。我除了再三向他道谢外，还允许送他十个卢布。
“他止了泪，苦笑地对我说：‘先生，我不是为钱而来的。只请你让我再把三角琴玩一下，——只要一分钟。’ “我得到了典狱的同意，把琴递给他。他温柔地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到嘴唇边吻了两下，然后叹了一口气，便把它还给我。他口里喃喃地说：‘完了，完了。’ “‘我们不能够再帮忙你什么吗?’你母亲悲声地问，我看见她还在揉眼睛。
“‘谢谢你们。我用不着什么帮助了，’他依旧苦笑地说。‘不过你们回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走过雅洛斯拉甫省，请你们到布——村的教堂里点一枝蜡烛放在圣坛左边的圣母像前，并且做一次弥撒祝安娜·伊凡洛夫娜的灵魂早升天堂。’说到安娜这个名字，他几乎又要哭了出来，但是他马上忍住了，他向我们鞠了一个躬，悲声地说：‘再会罢，愿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地回到家里。’ “门开了，两个兵把他押了出去；脚镣声愈去愈远。一切回到平静了。刚才的事情好像是一场梦，但是我们夫妇似乎都饮了忧愁之酒。你母亲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这个拉狄焦夫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凄然地问。
“‘谁知道!’禁卒耸了耸肩头说：‘他的性情很和顺，从来不曾犯过狱规。无论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服从，永远不反抗，不吵闹，不诉苦。可是他不爱说话，很少听见他跟谁谈过话。所以我简直没法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总之，他跟别的囚犯不同。’ “‘那么他犯的是什么罪呢?’你母亲接着问。
“‘事情是很奇怪的。在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里，有一天教堂中正在举行婚礼，新郎是一个有钱的中年商人，新娘是本村中出名漂亮的小家女子。一个青年男子忽然闯进来，用斧头把站在圣坛前面的新娘、新郎都砍倒了。新娘后来死了，新郎成了残废。凶手并不逃走，却丢了斧头让别人把他捉住。他永远不肯说明他犯罪的原因，也不说一句替自己辩护的话，只是闭着嘴不作声。他给判了终身惩役罪，也不要求减刑。从此他的口就永远闭上了。他在这里住了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像今天这样说了这么多的话。他的事情，只有魔鬼知道!’禁卒一面说，一面望着桌上的三角琴，最后又加了一句，‘三角琴也弄坏了。’ “你母亲就花了一点钱向禁卒买来了三角琴。她把它带回圣彼得堡。我们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看见拉狄焦夫。我们临去时留在典狱那里的十个卢布，也不知道他究竟收到没有。
“说来惭愧，我们所答应他的事并不曾做到。雅洛斯拉甫省的布——村，我们始终没有去过。第二年你母亲生了你，过了两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临终时还记住她允许拉狄焦夫的蜡烛和弥撒，她要我替她办到，她要我好好保存着这只三角琴，以便时时记起那个至今还不曾实践的诺言。可是我不久就离开了俄国，以后也就没有再去过。
“现在你母亲睡在圣彼得堡的公墓里，三角琴挂在墙上又被你打碎了，而雅洛斯拉甫省布——村的教堂里圣母像前那枝蜡烛还没有人去点过，为安娜做的弥撒也没有人去做。……孩子，你懂得了罢。”
父亲说话的时候常常抚摩我的头发。他说到最后露出痛苦的样子，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揭开钢琴盖子，不疾不徐地弹着琴，一面唱起歌来。这首歌正是《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地感动过。父亲的声音里含得有眼泪，同时又含得有无限的善意。我觉得要哭了。我不等父亲唱完便跑过去，紧紧地抱着他，口里不住地唤道：“我的好爸爸!……我的惟一的善良的父亲!”
父亲含笑地望着我，问“孩子，怎样了?”我从模糊的泪眼里看见父亲的眼角也有两颗大的泪珠。“啊，父亲，你哭了!”我悲声叫道。
父亲捧起我的头，看着我的眼睛，温和地说：“孩子，你也哭了。”
三、《月夜》
阿李的船正要开往城里去。
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了河边。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颤动起来。水缓缓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就像要跟着水流到江里去一样。黑暗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淡了，但是它还留下了一个网。山啦，树啦，河啦，田啦，房屋啦，都罩在它的网下面。月光是柔软的，透不过网眼。
一条石板道伸进河里，旁边就泊着阿李的船。船停在水莲丛中，被密集丛生的水莲包围着。许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里开放，莲叶就紧紧贴在船头。
船里燃着一盏油灯，灯光太微弱了。从外面看，一只睡眠了的船隐藏在一堆黑影里。没有人声，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无人岛。然而的确有人在船上。
篷舱里直伸伸地躺着两个客人。一个孩子坐在船头打盹。船夫阿李安闲地坐在船尾抽烟。没有人说话，仿佛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再没有新的话好说。客人都是老客人。船每天傍晚开往城里去；第二天上午，就从城里开回来。这样的刻板似的日程很少改变过，这些老客人一个星期里面总要来搭几次船，在一定的时间来，不多说话，在舱里睡一觉，醒过来，船就到城里了。有时候客人在城里上岸，有时候客人转搭小火轮上省城去。那个年轻的客人是乡里的小学教员，家住在城里，星期六的晚上就要进城去。另一个客人是城里的商店伙计，乡下有一个家。为了商店的事情他常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
月光在船头梳那个孩子的乱发，孩子似乎不觉得，他只顾慢慢地摇着头。他的眼睛疲倦地闭着，但是有时又忽然大睁开看看岸上的路，看看水面。没有什么动静。他含糊地哼了一声，又静下去了。
“奇怪，根生这个时候还不来?”小学教员在舱里翻了一个身，低声自语道。他向船头望了望，然后推开旁边那块小窗板，把头伸了出去。
四周很静。没有灯光，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了。路空空地躺在月光下。在船边，离他的头很近，一堆水莲浮在那里，有好几朵紫色的花。
他把头缩回到舱里就关上了窗板，正听见王胜(那个伙计)大声问船夫道： “喂，阿李，什么时候了?还不开船?”
“根生还没有来。还早，怕什么!”船夫阿李在后面高声回答。
“根生每次七点钟就到了。今晚——”小学教员接口说。他就摸出了表，然后又推开窗板拿表到窗口看，又说：“现在已经七点八个字了。他今晚不会来了。”
“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他要挑东西进城去。”船夫坚决地说。“均先生，你们不要着急。王先生，你也是老客人，我天天给小火轮接送客人，从没有一次脱过班。”
均先生就是小学教员唐均。他说：“根生从来没有迟到过，他每次都是很早就到的，现在却要人等他。”
“今晚恐怕有什么事把他绊住了。”伙计王胜说，他把右脚抬起来架在左脚上面。
“我知道他，他没什么事，他不抽大烟，又不饮酒，不会有什么事留住他。他马上就来!”船夫阿李从船尾慢慢地经过顶篷爬到了船头，一面对客人说话。他叫一声：“阿林!”船头打盹的孩子马上站了起来。
阿李看了孩子一眼，就一脚踏上石板道。他向岸边走了几步，又回来解开裤子小便。白银似的水面上灿烂地闪着金光。圆月正挂在他对面的天空。银光直射到他的头上。月光就像凉水，把他的头洗得好清爽。
在岸上祠堂旁边榕树下一个黑影子在闪动。
“根生来了。”阿李欣慰地自语说，就吩咐孩子，“阿林，预备好，根生来，就开船。”
孩子应了一声，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拨了一下，船略略移动，就横靠在岸边。
阿李还站在石板道上。影子近了。他看清楚那个人手里提了一个小藤包，是短短的身材。来的不是根生。那是阿张，他今天也进城去，他是乡里一家杂货店的小老板。
“开船吗?”阿张提了藤包急急走过来，走上石板道，看见阿李，便带笑地问。
“正好，我们还等着根生!”阿李回答。
“八点了!根生一定不来了。”小学教员在舱里大声说。
“奇怪，根生还没来?我知道他从来很早就落船的。”阿张说，就上了船。他把藤包放在外面，人坐在舱板上，从袋里摸出纸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燃起来，对着月亮安闲地抽着。
“喂，阿李，根生来吗?”一个剪发的中年女人，穿了一身香云纱衫裤，赤着脚，从岸边大步走来，走上石板道就唤着阿李。
“根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他倒躲藏起来。他在什么地方，你该知道!”阿李咕噜地抱怨说。
“他今晚没曾来过?”那女人着急了。
“连鬼影也没看见!”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人家正在着急!”女人更慌张地问。
“根生嫂，跟你开玩笑，我倒没工夫!我问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阿李摆着正经面孔说话。
“糟啦!”根生嫂叫出了这两个字，转身就跑。
“喂，根生嫂，根生嫂!回来!”阿李在后面叫起来，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女人并不理他。她已经跑上岸，就沿着岸边跑，忽然带哭声叫起了根生的名字。
阿李听见了根生嫂的叫声，声音送进耳里，使他的心很不好受。他站在石板道上，好像是呆了。
“什么事?”三个客人都惊讶地问。阿张看得比较清楚。商店伙计爬起来从舱里伸出头问。小学教员推开旁边的窗板把头放到外面去看。
“鬼知道!”阿李掉过头，抱怨地回答。
“根生嫂同根生又闹了架，根生气跑了，一定是这样!”阿张解释说。“人家还说做丈夫的人有福气，哈哈!”他把烟头抛在水里，又吐了一口浓浓的痰，然后笑起来。
“根生从来没跟他的老婆闹过架!我知道一定有别的事!一定有别的事!”阿李严肃地说。他现出纳闷的样子，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别的事究竟是什么事。
“根生，根生!”女人的尖锐的声音在静夜的空气里飞着，飞到远的地方去了。于是第二个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去追第一个，这个声音比第一个更悲惨，里面荡漾着更多的失望。它不曾把第一个追回来，而自己却跟着第一个跑远了。
“喂，怎么样?阿李!”小学教员翻个身叫起来，他把窗板关上了。没有人回答他。
“开船罢!”商店伙计不能忍耐地催促着，他担心赶不上开往省城的小火轮。
阿李注意地听着女人的叫声，他心上的不安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他并不回答那两个客人的话。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听女人唤丈夫的声音，忽然说：“不行，她一定发疯了!”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
“阿爸!”那个时时在船头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来，跑去追他，“你到哪里去?”
阿李只顾跑，不答话。孩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在空气里不曾留下一点痕迹。空气倒是给女人的哀叫占据了。一丝，一丝，新的，旧的，仿佛银白的月光全是这些哀叫聚合而成的，它们不住地抖动，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就像一个活泼的生命给毁坏了，给撕碎了，撕碎成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
三个人在泥土路上跑，一个女人，一个船夫，一个孩子。一个追一个。但是孩子跑到中途就站住了。
船依旧靠在石板道旁边，三个客人出来坐在船头，好奇地谈着根生的事情。全是些推测。每个人尽力去想象，尽力去探索。船上热闹起来了。
女人的哀叫渐渐低下去，于是停止了。阿李在一棵树脚下找到了那个女人。她力竭似的坐在那里，身子靠着树干，头发散乱，脸上有泪痕，眼睛张开，望着对岸的黑树林。她低声哭着。
“根生嫂，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有什么事，你讲呀!”阿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用力摇着她的膀子，大声说。
根生嫂把头一摆，止了哭，两只黑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他，仿佛不认识他似的，过了半晌她才迸出哭声说：“根生，根生……”
“根生怎么样?你讲呀?”阿李追逼地问。
“我不知道。”女人茫然地回答。
“呸，你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就哭起来?你真疯啦!”阿李责骂地说，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女人疯狂似的叫着。
“抓去?哪个抓他去?你说根生给人抓去了?”阿李恐怖地问。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根生是他的朋友。他想，他是个安分的人，人家为什么要把他抓去。
“一定是唐锡藩干的，一定是他!”根生嫂带着哭声说。“昨天根生告诉我唐锡藩在县衙门里报告他通匪。我还不相信。今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见唐锡藩的人跟着他。几个人跟着他，还有侦探。他就没有回家来。一定是他们把他抓去了。”她说了又哭。
“唐锡藩，那个拼命刮钱的老龟。他为什么要害根生?恐怕靠不住。根生嫂，你又不曾亲眼看见根生给抓去!”阿李粗声地安慰她。他的声音不及刚才的那样严肃了。
“靠不住?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唐锡藩没有做到乡长，火气大得很。他派人暗杀义先生，没有杀死义先生，倒把自己的乡长弄掉了!这几天根生正跟着义先生的兄弟敬先生组织农会，跟他作对。我早就劝他不要跟那个老龟作对。他不听我的话，整天嚷着要打倒土豪劣绅。现在完了。捉去不杀头也不会活着回家来。说是通匪，罪名多大!”根生嫂带哭带骂地说。
“唐锡藩，我就不相信他这么厉害!”阿李咕噜地说。
“他有的是钱呀!连县长都是他的好朋友!县长都肯听他的话!”根生嫂的声音又大起来，两只眼睛在冒火，愤怒压倒了悲哀。“像义先生那样的好人，都要被他暗算。……你就忘了阿六的事?根生跟阿六的事并没有两样。”恐怖的表情又在她的脸上出现了。
阿李没有话说了。是的，阿六的事情他还记得很清楚。阿六是一个安分的农民。农忙的时候给人家做帮工，没有工作时就做挑夫。他有一次不肯纳扁担税，带着几个挑夫到包税的唐锡藩家里去闹过。过两天县里*局就派人来把阿六捉去了，说他有通匪的嫌疑，就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警察捉阿六的时候，阿六刚刚挑了担子走上阿李的船。阿李看得很清楚。一个安分的人，他从没有做过坏事，衙门里却说他通匪。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呀!阿李现在相信根生嫂的话了。
阿李的脸色阴沉起来，好像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绞着手在思索。他想不出什么办法。脑子在发涨，许多景象在他的脑子里轮流变换。他就抓起根生嫂的膀子说：“快起来，即使根生真的给抓去了，我们也得想法救他呀!你坐在这里哭，有什么用处!”他把根生嫂拉起来。两个人沿着河边急急地走着。
他们走不到一半路，正遇着孩子跑过来。孩子跑得很快，高声叫着：“阿爸，”脸色很难看。“根生……”他一把拉住阿李的膀子，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根生，什么地方?”根生嫂抢着问，声音抖得厉害。她跑到孩子的面前摇撼他的身子。
“阿林，讲呀!什么事?”阿李也很激动，他感到了一个不吉的预兆。
阿林满头是汗，一张小脸现出恐怖的表情，结结巴巴地说：“根生……在……”他拉着他们两个就跑。
在河畔一段凸出的草地上，三个客人都蹲在那里。草地比土路低了好些。孩子第一个跑到那里去。“阿爸，你看!……”他恐怖地大声叫起来。
根生嫂尖锐地狂叫一声，就跟着跑过去。阿李也跑去了。
河边是一堆水莲，紫色的莲花茂盛地开着。小学教员跪在草地上正拿手拨开水莲，从那里露出了一个人的臃肿的胖身体，它平静地伏在水面上，香云纱裤给一棵树根绊住了。左背下衫子破了一个洞。
“根生!”女人哀声叫着，俯下去伸手拉尸体，伤心地哭起来。
“不中用了!”小学教员掉过头悲哀地对阿李说，声音很低。
“一定是先中了枪，”商店伙计接口说。“看，这许多血迹!”
“我们把他抬上来吧。”杂货店的小老板说。
阿李大声叹了一口气，紧紧捏住孩子的战抖的膀子，痴呆地望着水面。
根生嫂的哭声不停地在空中撞击，好像许多颗心碎在那里面，碎成了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它们渗透了整个月夜。空中、地上、水里仿佛一切全哭了起来，一棵树，一片草，一朵花，一张水莲叶。
静静地这个乡村躺在月光下面，静静地这条小河躺在月光下面。在这悲哀的气氛中，仿佛整个乡村都哭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每个人的眼里都滴下了泪珠。
这晚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没有风雨。但是从来不脱班的阿李的船却第一次脱班了。
1933年夏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