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的照片不多,那时还没有流行数码相机,相机、胶卷、冲洗相片等费用加起来是笔不小的花销。
  大学相册里面的我,很少正儿八经地穿属于那个年龄女孩应该穿的漂亮衣服,而是喜欢捡师兄不要的夹克衫穿,将外贸店淘来的最大码男式格子衬衣当裙子穿,脚上还经常套着一双绿色的长筒雨靴。偶尔有穿得比较正常的照片,皆是因为父母驾到。
  那时候,父亲在一个出差机会非常多的部门工作,母亲已经办理了内退。但凡有到武汉出差的机会,父亲都会努力争取,然后带着母亲一路南下。到了武汉,父亲去忙他的事儿,带母亲游玩成了我那几天的头等大事。
  有一张照片,是我与母亲在黄鹤楼拍的,时间是大学一年级的秋天,那也是我第一次去黄鹤楼。我们站在黄鹤楼正门的台阶上,母亲比我矮,我偏偏又在比她高一级的台阶上,整个身体扑在她的肩上,看上去像她在背我下山。母亲照相很少有笑容,她总说自己不会照相,但在那张照片上,我们像刚刚互相挠完痒一样,脸上挂满笑。那时候黄鹤楼的门票5毛钱一张,如今已经80块钱一张了。
  有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差使,父亲也会接下长沙甚至广州的公差,将武汉作为中转站,放下母亲,自己继续南下。这样的情况,母亲便会与我一起住宿舍,同睡那张一米宽的硬板床。另外的一张照片,是我与母亲坐在床上拍的。从我们肩膀的空隙看过去,我的床铺整洁异常,这种奇怪的现象,全赖于母亲勤劳的双手。当时,我们宿舍六个人,只有一个江西女孩可以坚持做到每天起床叠被子。我的蚊帐上挂着各种树叶标本,有梧桐、银杏、红枫,都是我在书里夹干后,用大头针别上去的。它们在当天晚上我与母亲同挤一张床时,经受了我的大腿疾风暴雨的扫荡,大部分都阵亡了,这张照片便成了树叶们的遗照。
  整本相册,竟然没有一张照片,是我与父母在一起的。父亲不喜欢照相,但他无比享受给我和母亲做摄影师的感觉。我要求父亲找一位路人帮我们照一张合影,他总是不肯。一次,他悄悄地对我说:“如果让别人帮忙照合影,你妈会担心人家拿着咱家相机跑掉。”由于母亲的谨小慎微,我的大学相册缺失了最重要的一张照片。
  大学前三年,母亲共来看过我六次。我上大四后,母亲在家门口的马路边开了一间报刊亭,开心地做起小老板,探望我的重任便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我最喜欢的与父亲的一张合影,是在东湖楚天台拍的。那一天光线特别好。我即将毕业,头发剪短,电了卷,身上穿着上一个寒假回家,母亲为我选购的一件贵重的羊毛衫,深咖啡色,缀着浅黄的蕾丝花朵。我的头只到父亲的肩膀,我们都背着手,意气风发。
  上武汉大学是父亲少时的梦想,当我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后,我总觉得他来看我,与母亲来看我,有着截然不同的动机。母亲是单纯出于对我的思念与担忧,热衷于陪我买东西,看风景名胜,去一切我想去的地方;而父亲只喜欢在校园以及周边转悠,每次都感叹校园之美,那股子自豪劲儿,好像他的女儿不是武大成千上万的小星星中不起眼的一颗,而是校长。
  楚天台前那张与父亲的合影,是我当时的男朋友帮忙拍的,到了本科最后一年,我似乎觉得可以名正言顺地谈恋爱了。那个男孩长得无比端正,母亲看了照片甚是欢喜,父亲却始终不怎么喜欢他,后来我们分手,他还说了一句“分得好”,生生地往我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我的家乡离武汉一千多公里,大学四年,宿舍六个女孩中,我父母来探望我的次数最多。
  毕业那年夏天,我回家乡,母亲说起来探望我的千里长途,“有一次,我们没买到火车票,坐汽车,我胆汁都快吐出来了。”母亲闻不得汽油味儿,晕车严重,然而这些事情,他们当时都没有对我讲,不知是怕我担忧,还是看到女儿的喜悦冲淡了路途的艰辛。
  我们留在相册上的那四年,每一天都是清朗的。
父亲的遗物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父亲的无字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