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别离影评（一）
一、译名的“分离”
把英文片名"ASeparation"直白地译成“一次别离”似乎是欠妥的，个人觉得译成“分离”或许更为贴切。一来，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接受采访时也说，“Separation”涵盖了诸多的层面，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留给观众自己。"ASeparationof…"这个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解读方式，但中文名“一次别离”却隐约有种一锤定音的意味，弱化了电影本身的多重寓意。二来，看完整部电影，你会发觉所谓“别离”并没有太多向过去告别的意思，也并非是一个位于时间轴上的重要节点，而是将各种“分离”全都交织在一个故事中，且无论在哪一层面上，都显示出了一道鲜明的分野与裂痕。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正是试图通过两个不同阶层家庭的碰撞来揭示出这道分野与裂痕的存在。
二、精英与精英的分离
纳德和西敏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家庭，显然是伊朗社会中精英的象征。他们有房有车，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负担得起护工和家庭教师的开销。但导演阿斯哈通过开篇那接近4分钟的长镜头，透露出这个中产家庭正遭遇到的解体危机。一反惯例的是，在离婚的当口上，西敏依然承认纳德是一个得体而正派的人。他们唯一的分歧在于，西敏拿到了出国的签证，因为她不愿女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至于是何种环境，阿斯哈狡猾地略过不表，点到为止——而纳德不愿离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老年痴呆的父亲是个明显的隐喻——一个老迈而病入膏肓的祖国。西敏质问纳德，你父亲还认得出你这个儿子么？纳德回答，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认得出他是我的父亲啊。国家失序的症状之一，便是中产阶级的逃离。离开还是留守，纳德和西敏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中两种截然相反的的观点。颇有意味的是，纳德在法院的长凳上对着女儿Termeh举手起誓时，却不想把身边和他拷在一起的士兵的也牵了起来——选择离开的大可*地离开，决心留下的却处处为僵硬而强大的体系所掣肘，还有比这更绝妙的讽刺么？
三、民众与精英的分离
比起精英内部的裂痕，民众与精英之间已然是一道鸿沟。而这也是整部电影着墨最多的部分。
护工Razieh和她的丈夫Hodjat无疑是底层民众的象征。他们在身处精英阶层的纳德和西敏面前，几乎毫无话语权。Razieh在和纳德的薪资谈判中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而她的丈夫，背了一屁股债的Hodjat也只能祭出“如果我干得不错，能不能加点？不满意你可以不付钱。”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对此，隔着玻璃窗的纳德根本不置可否，他只顾提出自己的要求：你明天来吧，带上身份证。
在精英阶层的眼中，Razieh和Hodjat他们，无疑属于一个和自己全然不同的群体。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在纳德和西敏的对白中，有意一次也没有出现过Razieh和Hodjat的姓名。对他们来说，民众只是一张张模糊的面孔。其中一场戏是这样的：纳德下班回家，目不直视地称呼Razieh为“女士”，边敷衍着她的问候，边直奔女儿的家庭教师而去，主动打招呼并称对方为“Ghahraii太太”。两相对照，区别立现。另一个更明显的桥段是：纳德的女儿Termeh在法院的走廊里背诵课文：“在萨珊王朝时期，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阶层：上层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thenormalclass）。”她的外婆立马纠正说，是"普通民众（thenormalfolks）”。而此时占据镜头的，正是Razieh和Hodjat的女儿，她在一旁鹦鹉学舌地附和着Termeh的背诵。导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分离的阶层观念，不仅是后天的自然演变，更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和预设。
而在双方的直接交锋中，这种差距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法院里，面对纳德和Ghahraii太太条理清晰的反驳，Hodjat只能愤懑地对法官说，“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然后他指着纳德，“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法像他一样能说会道。”他情绪失控，他被判蔑视法庭，可他除了以头撞门之外再无他法。而他的保释担保人，还必须有公务员或企业主的身份才行。其后，Hodjat放弃了在法庭上的言辞争辩，转而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取真相。他闯进学校逼迫Ghahraii太太对着《可兰经》起誓，而誓言完成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他最后的出路也被堵死。另一边的纳德完全不同，他只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就证明了，他不可能如Razieh所说的那样，把她从门口推落至台阶，因为这根本不可行。此时，在民众与精英分离的背后，还隐含了另一种层面上的分离——宗教信仰和世俗规则之间的分离。而无论从哪种层面上来看，高下立判，胜负已分。
事实如此，在精英阶层面前，普通民众彻底居于被动。平时，他们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而当他们试图抗争时，又完全力不从心。但吊诡之处在于，在纳德的父亲——伊朗国家的象征——患病之后，西敏选择离开；有工作有女儿的纳德无暇顾及，只好选择雇人帮忙；因此恰恰正是沉默而弱势的Razieh担负起了最脏最累那些活。阿斯哈以此完成了一幅无比精确的社会速写。
四、道德与现实的分离
在事故发生之后，尽管纳德、西敏与Razieh、Hodjat处于相互对立的立场，但他们都在各自道德的约束下被卷入了这场纷争。只不过，一方信守的是传统的宗教道德，另一方遵循的则是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但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Razieh的看护工作受制于宗教道德，在为老人洗澡之前，还需要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在这个一路狂飙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传统和现代的裂痕也因此日渐彰显。而因为顾忌丈夫Hodjat的感受而不敢坦白车祸实情的Razieh，一边要将这出戏继续演下去，一边又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讽刺的是，她道出实情的理由并不是担心会给自己的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她的丈夫Hodjat同样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也一个因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当Razieh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最终占据了上风，赢得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胜利。
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告诉她写正确的答案，即便因此被扣分也无妨，则是一处用来勾勒人物性格的铺垫戏。在顺便嘲笑僵硬的学校教育之余，更是在表明纳德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小小的代价。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当恪守道德便意味着遭受法律的制裁，当坚持的代价过于高昂时，向现实妥协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Termeh，纳德既没有鼓励她说出真相，也不曾怂恿她为他圆谎。他没有勇气向上攀升，同时也拒绝继续坠落。他的不选择，却等同于将选择的重担转移到了Termeh的肩上。而这一转移，不想却成为了另一种分离的肇因。
五、童年时代与成人世界的分离
Termeh和Razieh的女儿一起玩桌上足球的那一场戏，是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几处亮色之一。那个时候，她们还生活在一个用童话与课本堆砌出的世界里——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当她们的父母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谎言来应对时，灰色出现了。她们*承担起了不该由她们承担的重负，保守着一个昏暗浑浊的秘密，她们成了各自父母沉默的同谋。而后，Termeh迫不得已在法官面前不动声色地帮着父亲圆谎，转眼又在汽车后座上泪流满面。她的童年时代从此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临近结尾时，这两个孩子那阴沉对视的一幕，堪称全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在这沉寂的四目相接中，两个小女孩一同在向她们的童年时代无言地告别。一个残酷的成年仪式完成了。
六、纳德与西敏的分离
纳德与西敏的分离，是整个故事的源头，同时也构成了诸多“分离”中最浅显可见的一个层面。事实上，分居起初只是种姿态，是一件纳德和西敏用来博弈的武器。纳德以为女儿和自己更亲，她不走，西敏也不会走；西敏知道女儿为了留住她会呆在父亲的身边，所以除非纳德弃子认输，她也走不了。两人之间，便维持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西敏和纳德在是否该支付赔偿金的问题上相持不下，以至于所有本已被按捺下的矛盾瞬间井喷，情势的发展渐渐超出了两人的控制范围。当西敏朝堵在门口的女儿大喊：“鬼才答应过！”时，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了。影片最后，阿斯哈又安排了一个纳德和西敏在法院长廊里等候判决的长镜头，所有的“分离”都在这里等待观众给出自己的答案。
七、伊朗电影与大陆电影的分离
好玩的是，对于大陆电影而言，最后还会多出这一层面上的分离。那些老是把怀才不遇归咎于投资匮乏的苦主们可以闭嘴了，人家这部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的《分离》才花了不过区区30万美元，这点钱都不够国内某些豪华烂片做宣传的，用来雇水军在网络上刷分可能还差不多吧。至于把所有症结都推诿到*上的借口，似乎也显得不那么可靠了。继《三个傻瓜》和《芭萨提的颜色》令我们惊觉，原来印象中只会又跳又唱的印度电影已经远远甩开我们一大截之后，面对受到同样桎梏的伊朗电影，大陆电影还留有多少自辩的余地呢？整体水准低劣，*当然难辞其咎。但个人拍不出好电影，恐怕只有怪自己内功不够。对此，借用卡尔维诺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了：“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一次别离影评（二）
这本来是伊朗的一部家庭伦理类电影，因为其间涉及到社会阶层、宗教信仰、道德与现实而备受关注。有的翻译叫《一次别离》，我看了英文名字叫《ASeparation》，其实应该叫《一次分离》更为精当，无论如何，片名是切合影片的，而且含义深刻，充满现实主义的意味。
电影的开始是纳德与西敏的婚姻问题，为了是否出国，纳德的理由是他的父亲在这，所以在他的观念里，他的家园就是这儿。而西敏是一个理性而知性的女人，她坚持出国是因为女儿可以有更好的环境。看起来很容易理解，和很多国家比如中国一样，出国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生活品质和子女的未来。这是第一个分离，表面上看是一个中产阶层家庭的婚姻分离，而实际上，更大意义上是这个阶层的现实生活现状和其所期望的生活状态的分离。片中，西敏反复强调她要离开这个环境，而法官反复质问，环境，什么环境。可以看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所关注的环境无非是家人所在，社会所系。而西敏的概念中，环境，更是一个能提供更好生活质量的所在。家人不是不重要，而是，你得知道，你所追求的质量恰是为了家人。另一个有意思的争议是，纳德的父亲，西敏认为，那个老人由于老年痴呆无法认出纳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已经出了家人的范畴，而纳德的角度相反，他认为，只要他认得父亲，那么他就是家人。理论上来说，西敏更理性，所谓家人除了血缘，更为重要的是共同的记忆，而记忆不存在了，家还是那个家么？
故事的展开是保姆问题。保姆Razieh为了偿还丈夫的欠债，不得不带着身孕做家政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并不是其情愿。因为要为纳德的父亲擦洗身体，这有违其道德规范，所以，她在咨询了宗教事务所之后，勉强接受了这个行为。看到这里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显然，这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人，纳德和西敏与保姆，一个代表社会精英，一个代表底层为生活所迫的人。而两个阶层的人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完全可以从其行为方式的差异看出来。所幸，Razieh的孩子和纳德的孩子尚没有这种割裂。第二，信仰在这个*社会的作用，行为受他们的主约束，他们的主指示所有的生活规范。这在影片的最后会强化。
故事的转折出现在Razieh因为个人原因，偶然失职，纳德的父亲遭遇了意外，差点丧生。而纳德出于愤怒，认为Razieh偷了钱，并且失职，是不可原谅的，把她推出了家门。而Razieh在推搡的过程中受伤，然后到医院，发现流产。纳德和西敏得到消息后去医院看望，导致了Razieh的丈夫和他们发生争执。这其实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人发生冲突。矛盾很显然，两种社会阶层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未必相同，而只是信仰的一致维系着社会关系。这是很脆弱的，即使不是由这个事故，我相信还会有其他事情会引起。只是这个故事被选择了。一方是生活一团乱麻的中产家庭，一方是迫于生计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家庭。你不能说到底哪一个更值得同情，生活无关同情，只有苍白的现实。而故事就是如此，纳德虽然自知说了谎言，却坚持这是为了女儿，且认为他所犯的错误不足以导致犯罪，而Razieh的丈夫认为纳德罪恶深重，他的家庭的悲剧应该由纳德承担责任。这是两个割裂的极端。象征着社会上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在此，无论是宗教还是道德，在维系这个社会时都显得纤细柔弱。而两个女人，西敏和Razieh却试图用他们的直觉道德和虔诚信仰来缓冲这一矛盾。不幸的是，到头来，还是失败。最终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却是信仰和良知。Razieh被要求手按《*》发誓，而她拒绝了。因为她怕给女儿带来主的惩罚。而西敏也未必良心静安，因为她得知的Razieh流产的真相，却依然未能阻止纳德用这种方式结束事件。纳德的内心恐怕也不能毫无歉意，因为，他知道Razieh怀孕而撒了谎。真相在事件中忽然变得无关紧要，因为面对良知和信仰，真相显得是那么无力。矛盾也许根本不是真相所能解决的。
孩子们总是无辜的，他们在这部影片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这个成人社会带来的。而哪怕是与生俱来的希望，也显得飘渺轻浮。也许在他们眼里，所谓的世界和现实中的成人世界是两样的，童真和理想在那里不值一提。在故事中，那次谈判中，他们本该在外面玩耍，也被叫了进来，加入现实的搅拌机中被冷酷摧残。两个女孩一直都低头不语，他们无法抬起头直面现实，这是无法承受之重。看到这里，忽觉残酷异常。
故事的结尾，是特梅的抚养权，她最终会选择谁，她说她想好了，法官问结果，她却不说，法官又问想好了吗，她坚持说，想好了。我想她想好的结果也许是任何一方，但内心却充满了失望，不是对父母的失望，而是对这个社会的苍白的深深失望。这个故事带给她的痛苦不安，她无法选择，无法逃离，因为，问题不是她选择父亲还是母亲，而是她希望父母不分开的企图最终还是落空了。
《ASeparation》表面上看，是纳德和西敏的分离，影片结束，你看到的或许是更多更大的分离，关于社会阶层，关于理想和现实，关于成人和孩子，关于道德信仰和世俗行为。在不同层面看到这些分离逐个击破，似乎都可以游刃有余，可事实上，生活是一个系统，无法割裂，就像影片的最后纳德和西敏的分离一样，当这一切都来的时候，分离就会直截了当，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一次别离影评（三）
任何人，当看完《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后，就会恍然明白：为什么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是它，而不是《金陵十三钗》。《一次别离》能够给人长久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它对生命、生活和人性的困境所做的深刻透视，它几乎涉及到了人类所有的困惑。尽管它是从本民族的国情出发来叙事的，但其丰富的内涵已经面向了整个世界。
国家与个人：当国家抛弃了个人，没能为个人的生活幸福和价值实现创造条件之时，个人是否可以离开国家？个人追求自我的权利和忠于祖国的义务之间形成了矛盾，西敏想要移民，她就必须得面对这个困境。
富人与穷人：电影中，一个是上层阶级的家庭，一个是底层的家庭，但是它们都遇到了困境。相对之下，富人的困境更多的是来自情感和道德方面，穷人的困境更多的是与金钱有关。
尊严与金钱：如果瑞兹的丈夫接受了协议赔偿，他将失去男人的尊严；如果不接受，家里的债务就无法解决。要么坚持灵魂的纯净，要么向物质低头，两者只能取其一，或此或彼。
信仰与生命：为了生命的存活，西敏只能说谎，但同时她又惧怕上帝的惩罚，害怕遭受报应。上帝让人成为精神的虔诚者，却无法解决物质的贫乏。
法律与人情：法律的正义原则或许可以高效的处理某些复杂的问题，但同时它又会损害人性的温情。有意的罪恶和无意的罪恶都会受到法律惩罚，而关于有意与无意的判断往往让人陷入绝望的境地。法律由人制定，又常常损害人的美好。
真实与谎言：在一定的语境中，真话和假话不是绝对的善和恶的对比。真话会给生活造成极大的迫害力，假话也会挽救一个即将破碎的关系。女儿在说谎之后夺眶而出的泪水便是她遭遇如此困境的痛苦。
《一次别离》让每个人都陷入困境之中，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任何一个选择都会让生活走向一条不同的道路。人是可以进行理性思考的动物，但人的丰富的情感又决定了他的犹豫和彷徨。(www..cn)这便是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困惑，如果一部电影能通过叙事和影像对这个命题进行审视，它就有了哲学的思辨味道，它的艺术性便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