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人士的3段经历
光亮的背后，都有一段黑暗。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文讲述一个成功人士的3段经历，欢迎阅读了解。
01
柳比歇夫能够叫时间服从他，但不能左右环境。他无非是个凡人，激情、爱、挫折都能叫他分心，连幸福也会影响他的专心致志。
柳比歇夫每天能做到的，仅仅是在他的日记中做记录，然后算出他软弱到什么程度，算出他为幸福付出的代价。在自己的面前做到这样坦率，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正如历史上那些能够为了理想献身的伟人们，他们的意志来自何处？他们从哪儿汲取力量在一条孤独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们身上那种在风雨飘摇之中屹立不动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有客观情况的作用，有环境的影响，可是也有并且常常有本身的基础，有某种注定了的东西，即古时候称之为“命运”的那个东西。
这些人的文化修养、广度和深度都比得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当时，科学家同时是思想家。科学家善于使本学科与整个文化之间保持和谐一致。科学与思想携手并进。如今，这种友好合作关系被破坏了。现代的科学家认为必须做到的是——知道。他下意识地感觉到专业化的危险，想求助于他惯用的办法——知道，以此来恢复均势。
他以为文化是可以“知道”的。他“注视”着新东西，读书、看电影、听音乐。表面上看，他仿佛是惟妙惟肖地复制了一切必要的动作和行为，然而并没有心领神会。艺术的精神方面，他并没有感受到，没有领悟。他“知道”，他“熟悉”，他“了解”，他“通晓”，但是这一切几乎不能称为文化修养。
02
20世纪30年代，柳比歇夫在苏联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研究害虫的经济价值。当柳比歇夫从数学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时，得出了一个颇使大家震惊的结论——他认为害虫的害处被人们大大夸大了。实际上，害虫的危害性要比当时公认的低得多。为此，他展开了一系列的.追踪走访调查，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反复检验自己观察所得，最后就将报告书付印。从而他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是防治农业害虫部门的工作被夸大了，如果照老样子办下去，这个部门本身，似乎也纯属多余的了。
其实，需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同柳比歇夫有什么关系？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他得出了他那个关于害虫的结论，他向上做了报告，写出了书面材料，也就够了，一个科学家该尽的职责已经尽到了……难道他不明白，这一个部门的存在关系到大量形形色色的人，其间有着利害关系。可他也明白。他在自己长时间奔波于大小农庄之际，已饱看了那些玩忽职守的当家人如何千方百计为自己寻找借口。他大概是明白的，所以他做了斗争的准备。
但他还是不能改变自己的做法。他蓦地发觉自己不能按清醒的理智去行动，不能从科学的利益、从自己的目标出发去行动。牺牲自己总要有所为——但是他被捕，他被当作破坏分子、走狗……又能给谁带来好处呢？显而易见，这么做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可是他呆板而执拗地坚持自己的做法。柳比歇夫不仅记录工作的成果，连生活中的倒霉事儿都一一记下。
03
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侧影同样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挤出时间来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书还不够。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这样那样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选择他合意的东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东西。
一般人的意见也罢，公认的权威也罢，对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来，某种思想是否有权威，并不取决于拥护这种思想的人有多少。
在他的头脑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翻腾。某些地方，其他任何人都见不到有真理存在，他却在那里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他却在那里探求怀疑。
他身上有一种向自己提出问题的需求，这些问题，人们是早就放弃了的。自然界的实质、进化的实质、合理性等——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迂腐的需求。
他的可贵，在于他努力做出回答，不怕有错误。他这个人虽然极其特别，但不是独一无二的。柳比歇夫同一些大家的来往书信，反映出彼此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情操，令人赏心悦目。看了这些信，禁不住又羡慕又难过——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本世纪初和十月革命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即将成为明日黄花、过眼烟云。
柳比歇夫在精神方面对自己的要求和在研究上一样严格，他不断对自己提问，追求真理。他没有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经历过战争年代，但他把一切苦难化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