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劳者自歌(十则)

  战士与战匠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的时候,曾品评画人:对于理解艺术,具有思想,而能表现人生观的人,称为“画家”。对于不懂艺术,没有思想,而只有描绘技巧的人,称为“画匠”。画家是艺术的向导者,是高尚的。画匠有手而没有脑,是凡庸的。

  在抗战中,作战人员也可以分别这样的两种:理解抗战的意旨,威而不猛,怒而不暴,具有大勇者,称为“战士”。

  不解抗战的意旨,抚剑疾视,暴虎冯河,以杀人为能事者,称为“战匠”。战士以干戈扞卫人道,以武力争取和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是可尊敬的。战匠不懂大体,但好小勇,不知仁义之道,但与侵略者争长,故是下贱的。我们不杀俘虏,足见多有战士。仁能克暴,最后胜利,属我无疑。

  杜诗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我抗战军民宜各书之于绅。

  廿七年(1938年)四月十日,汉口

  粥饭与药石

  原来是个健全的身体:五官灵敏,四肢坚强,百体调和。

  每日所进的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的粥饭。

  一种可恶的病菌侵入了这个身体,使他生起大病来。头晕目眩,手足挛痉,血脉不和。为欲使他祛病复健,就给他吃杀菌的剧药,以毒攻毒,为他施行针灸,刀圭,以暴除暴。

  但这是暂时的。等到大病已除,身体复健的时候,他必须屏除剧药,针灸和刀圭,而仍吃粥饭等补品,使身体回复健全。

  我们中华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难,就好比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

  但这也是暂时的。等到暴敌已灭,魔鬼已除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停止了杀伐而回复于礼乐,为世界人类树立永固的和平与幸福。

  病时须得用药石;但复健后不能仍用药石而不吃粥饭。即在病中,除药石外最好也能进些粥饭。人体如此,文艺界也如此。

  廿七年(1938年)四月十日,汉口

  则勿毁之已

  一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说:

  “不可,不可!此人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

  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义的实证。倘同日本一般样见识地杀人,那就变成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步意大利、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了!

  护生者,王者之道也。我欲行王政,则勿毁之已!

  廿七年(1938年)四月九日,汉口

  散沙与沙袋

  沙是最不可收拾的东西。记得十年前,我在故乡石门湾的老屋后面辟一儿童游戏 场,买了一船河沙铺在场上。一年之后,场上的沙完全没有了。它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半粘附了行人的鞋子而带出外面去,还有一半陷入泥土里,和泥土相混杂,只见泥 而不见沙了。这一船沙共有十多石,讲到沙的粒数,虽不及“恒河沙数”,比我们中 华民国的人口数目,一定更多。这无数的沙粒到哪里去了呢?东西南北,各自分散, 没有法子召集了。因为它们的团结力非常薄弱,一阵风可使它们立刻解散。它们的分 子非常细小,一经解散,就不可收拾。

  但倘用袋装沙,沙就能显示出伟大的能力来。君不见抗战以来,处处地方堆着沙 袋,以防敌人的炮火炸弹的肆虐么?

  敌人的枪子和炮弹一碰着沙袋,就失却火力,敌人的炸弹片遇着沙袋,也就不能 伤人,沙的抵抗力比铁还大,比石更强。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功用。

  原来沙这种东西,没有约束时不可收拾,一经约束,就有伟大的能力。中国四万 万人,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抗战“好比一只沙袋”,现在已经把他们约束了。

  廿七年(1938年)四月十日,汉口

  喜剧

  同学孔君从浙江走浙赣路来汉口。一下车,就被警察错认为日本间谍,拉去拘禁 在*局。因为孔君脸色焦黄,眉浓目小,两颊多须,剃成青色,而且西发光泽,洋 服楚楚,外形真像日本人。警察的错认是难怪的。

  他向警察声辩,说是自家人,不是敌人。警察问“你是中国哪地方人?”孔君答: “我是浙江萧山人,刚才从萧山来。”

  警察问:“你是萧山人,应该会讲萧山话。你讲几句看!”孔君就讲了一套道地 的萧山话。警察冷笑着说:“你们日本人真有小聪明,萧山话学得很像!”这使孔君 无法置辩,只得任其拘禁。一面设法打电话通知汉口的朋友,托他们来保。结果被拘 禁五六小时,方始恢复*。演了一出喜剧。

  晚上我同孔君共饮,就用这件逸事下酒。我安慰孔君说:“你虽失却了五六小时 的*,但总是可喜的。我们侦察日本间谍,惟恐其不严。过严是可以体谅的。你们 孔家人往往吃这种眼前亏:昔夫子貌似阳货,几乎送了性命。今足下貌似敌人,失却 五六小时的*,是便宜的。”

  (1938年)四月十一日,汉口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逃难以来,常常听见有人庆贺独身者说:“在这时代,做独身者最幸运。逃起难 来便当得多。”独身者客气地回答:“也不见得。”但脸色表示承认这话。

  我最初听到这话,觉得不错。但进一步想,就觉得不然,有家眷的不过麻烦一点 而已,在精神上与独身者一样,并无幸不幸之分。

  所谓“独身者最幸运”,是只管自家不顾别人的意思。譬如时局紧张,炮火迫近, 人家扶老携幼,生离死别。他只顾自己一身,逃之杳杳,这就算幸运。

  但其人倘富有同情,就并不感觉幸运,也一样地苦痛。因为我们的爱,始于家族, 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 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 己,靡所不己。”就是说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这决不是空言夸口。 无论何人,倘亲眼看到前线浴血,难民惨死,其同情心一定会扩大起来。

  所以在这时代,家族有无不成问题。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家族老幼数十人,也不 相关。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独身者,也感苦痛。因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他的家族,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1938年

  富士山太小

  一个老百姓所拟媾和条件之一曰:“将他们所有的武器熔化了,铸成总理遗像, 立在富士山顶。”有人说他浮夸,我以为意有可取。

  孙中山先生思想极为伟大,试看他的论着,凡百建设,除保护国家,复兴民族之 外,必以促进世界大同为最后目标。可见他对于人类的爱,没有乡土,国际的界限。 凡是圆颅方趾的人,都是他所爱护的。此心与中国古圣贤的“王道”,“仁政”相合, 可谓伟大之极。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川之险。

  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 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我国 本孙中山先生的教训而抗战,战必胜矣。

  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倘要造形化,铸成雕像,恐怕熔了日本所有的武器,还不 够用。即使够用,恐怕小小的富士山也载不起。况且,我们主张和平外交,不要侵占 别人的土地。故总理遗像,还是叫他们造在昆仑山上好。

  1938年

  卑怯和自私

  嘴里喊着“我们爱好和平”,而手里却拿着武器,决不肯放下。

  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因何而起?答曰:起于卑怯和自私。

  心里想要霸占横行,而没有胆量直说出来,嘴上假意说“我们爱好和平”。这是 卑怯的态度。这些人的人格,不及绿林好汉远甚。有几个强盗,虽然作恶,而自认不 讳,还有一 点可佩服。心里想作恶,而忸忸怩怩的,不敢直说,才是卑怯龌龊。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只以一身或一国为重,而不顾全人类。所以手里拿着武器, 时时自卫。他们想:倘自己真果放下武器,恐怕被别人杀死。他们更进一步想:倘使 别人真果放下武器,我不妨立刻杀死他。这样一味自私自利,哪里谈得上和平。

  我们要达到和平,只有借他们的武器来杀他们自己,我们的抗战就是为此。

  1938年

  志士与汉奸

  为什么肯做汉奸?我想多数是为贪生怕死。倘不贪生,不愿屈节事敌。倘不怕死, 非但不做汉奸,且可做游击队员了。

  古圣人云: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恶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 体生,是“行尸走肉”。肉体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愿为“行尸走 肉”,而愿得为“永生”。

  但汉奸的所见异于是。他们宁愿做“行尸走肉”不需要“永生。”

  故志士与汉奸的差别,可说在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可为志 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可为汉奸。

  1938年

  焦土抗战的烈士

  六年之前,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盖造一所房子,名叫缘缘堂。房屋并不富丽,更 非摩登;不过多年浮家泛宅的一群家族,从此得到了一处归宿之所,自是欢喜。堂成 之后,我从杜甫诗里窃取两句,自写对联,裱好挂在堂前。联曰:“暂止飞乌才数子, 频来语燕定新巢。”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门湾。我率眷老幼十 人,携行物两担,离开 故乡,流徙桐庐。二十三日,石门湾失守。我军誓死抗战,失而复得。后来,得而复 失,失而复得,以至四进四出。石门湾变成焦土,缘缘堂就做了焦土抗战的烈士。

  我们不久又离桐庐,远行至江西萍乡,这时候方始得到缘缘堂被焚的消息。全家 不胜惋惜。不久我们又离萍乡赴长沙。上海友人来信,赋诗吊缘缘堂,词意悲切。此 时我已在沿途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对自己的房屋的损失,非 但毫不可惜,反而觉得安心。倘使我毫无损失,心中不免惭愧。因此我就和他一首诗。 诗曰:“寇至余当去,非从屈贾趋。欲行焦土策,岂惜故园芜?白骨齐山岳,朱殷染 版图。缘缘堂亦毁,惭赧庶几无。”

  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