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物故事之沈从文
寄语：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文学作品《边城》 、《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不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历史人物故事之沈从文，欢迎阅读。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小城凤凰城。凤凰城是苗族、土家族、汉族聚居区，他的祖母就是一位苗族妇女。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曾官至贵州提督。父亲沈宗持也是行伍出身，一心想当将军，但是变化了的时代环境使他无法继承父业，反而直接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活动。武昌起义后，沈宗持曾参与组织和领导了一场针对驻当地清军的起义。后来他又到北京，因与人谋刺袁世凯事机泄漏，*亡命关外多年。为了替他偿还债务，家中只好变卖田产，沈家由此开始败落。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身于书香门第。这位倔强、通达的妇女，成了沈氏兄弟姐妹最初的启蒙老师。沈从文6岁进私塾，然而那呆板无生气的读书生活使他厌倦，而爬树、游泳、钓鱼、捉蟋蟀乃至逛街、打架，却使他感到身心愉悦。至于凤凰城里那些五花八门的作坊、店铺，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更能引起他无穷的兴趣。由于家中有吃粮当兵的传统，加上其野性难驯，1917年8月，刚刚14岁的沈从文，就被母亲以补充兵的名义送去当兵，让他到社会上去学习生存。
当时沈从文在驻防湘西的一支地方军队里当兵，先后任卫兵、上士司书等。这一期间，他的足迹遍及沅水流域各地，领略了湘、川、黔边境码头、山村城镇的社会风貌，饱览了各种迷人的自然风光，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这为他以后描写湘西风情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旧军队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的各种勾当，看到了各派军队以“清乡”为名，抢掠百姓，杀人如麻的“伟绩”，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的疾苦多有了解，深为同情，从而生发出读书救国的愿望。后来他到湘西巡防统领陈渠珍部，在其手下充当一名书记。陈渠珍虽为行伍出身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但却好读书，对文化人有好感。他不仅藏有大量书籍，还收藏有历代名画、古瓷、碑帖、铜器等。沈从文主要为陈渠珍查阅、抄录书中的材料，并为那些图书、旧画、古董分类编号。这一工作不仅使沈从文得以阅读大量书籍，提高了他古典文学的修养，而且还接触到不少古物，从而培养了鉴赏古文物的兴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其影响波及湘西。沈从文先后接触到了《新潮》、《改造》、《超人》等新书刊，大大拓展了视野。1922年夏，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终于走出偏僻的湘西，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沈从文来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在北京大学当了一名“不注册”的旁听生。但是原先陈渠珍答应提供的资助不久成了泡影，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活一时难以为继。他寄宿于湖南会馆，冬天没有棉衣，没有火炉，严寒难耐，只能用被子裹着身子坐在桌旁写作。为了生活，他不断向报纸杂志投稿，然却一次次被退回。一度他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迫于困境，他给当时蜚声文坛的作家郁达夫写信求助。很快他得到了作家的回应。郁达夫亲自到湖南会馆看他。这次会面促使郁达夫写成了《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异常愤激地控诉社会黑暗和知识青年不堪忍受的生活情况。
因为投稿，沈从文结识了编辑《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的胡也频，并且结为志趣相投的朋友。后来他与胡也频、丁玲一起搬到沙滩附近的汉园公寓。困顿的生活没有挫折沈从文奋发向上的锐气，他凭着“乡下人”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劲和韧性，仍然坚持写作和投稿，他的作品终于以休芸芸、懋琳、璇若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语丝》上陆续发表了，他也得到了胡适、徐志摩、郁达夫、丁西林等长辈的帮助和鼓励。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合集《鸭子》，次年新月书店又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蜜柑》。
渴望独立自主的思想促使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一起，希望有一个自己主办的刊物，能*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此，他们于1927年4月和1928年2月分别南下，到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中心上海去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1928年秋，沈从文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教学之余，他与胡也频、丁玲积极筹划办刊之事，四处奔走，多方努力。他们终于在1929年1月取得了成功，分别创办了《*日报》副刊《红黑》和人间书店出版的《人间》月刊。“红黑”这一刊名，来自于湘西的一句土话，是“横直”、“左右”、“无论怎样总得”的意思，这个名字反映了他们的执拗、他们的追求。当时上海文坛上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方兴未艾，而他们三人于各派之论争一概不介入，一心一意潜心于写作。他们憋着一股劲，要用自己的作品来说话。
然而终究因为势单力薄，无法筹措到后继资金，这两个刊物，一个出到第4期，一个出到第8期，就先后夭折了，并给他们留下一大堆债务。为了还债，胡也频到山东济南中学教书，沈从文则继续在中国公学教书。
不久胡也频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当局的通缉，*与丁玲返回上海。其后胡也频和丁玲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还被选为执行委员，参加了中国*。
1930年秋，沈从文去武汉大学任教，寒假里返回上海。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遭叛徒出卖，被*军警逮捕。当天深夜，沈从文就收到了胡也频托人从*里带给他的便条。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曾以无党派作家的身份，往返上海、南京之间，要求*当局放人。但是一切努力均是徒劳，2月7日，胡也频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23位*人英勇就义。怀着对死难朋友的沉痛哀思和对*当局残杀青年作家的愤慨之情，沈从文写下了长篇传记作品《记胡也频》。尽管他对胡也频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还相当隔膜，但是他崇敬革命者的献身精神。他写道：“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从1926年到1931年，沈从文除上述《鸭子》、《蜜柑》结集出版外，还先后出版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入伍后》、《雨后及其他》、《山鬼》、《龙朱》、《旅店及其他》、《十四夜间》、《神巫之爱》、《男子须知》、《石子船》等。他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成了30年代初一个引人注目的多产作家。这是沈从文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些作品精芜并存，风格迥异。人们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湘西生活的奇光异彩，看到新异的人生图景。但同时，在许多作品中又使人感到，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这位年青作家还显得窘迫，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描摹和叙写，生气流溢的湘西生活素材还没有被作者用自己的审美观念妥帖地组织起来，因而给人的感觉往往只是这种特殊民情风俗和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他的那些以城市生活见闻为素材的作品，以暴露上层阶级生活的空虚和灵魂的卑劣为主旨，但是题材和内容皆缺乏提炼。然而在这众多的作品中，我们毕竟看到了《柏子》、《野店》、《渔》等渗透了湘西情趣，充满了原始野性活力的好作品，而《牛》和《菜园》这两篇小说，分别以军阀混战和1927年反革命大*为背景，展现了下层人民悲苦的命运，表现了对统治者的残酷和愚蠢的强烈义愤。在这些早期作品中，既有刻意求工的现实主义描绘，但更多的是充溢着浪漫主义情调的抒写。他在创作方法和各种表现手法上进行不断的探索和试验，决不拘于一格，“失败了就另换一种方法再来，作对了也决不停留在已有小小成就上”。正是这种不知疲倦的探索和追求，终于使他在创作实践中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和感情的恰当形式。
1931年秋，沈从文来到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9月，他与原上海中国公学的学生张兆和结婚。同月，他应聘担任天津《*·文艺副刊》的编辑。9月23日，沈从文接编的《*·文艺副刊》第1期问世。1935年9月1日开始，这家副刊由沈从文与萧乾合编，更名“文艺”。在30年代，这一刊物在全国影响极大。
1933年丁玲、潘梓年被*当局秘密逮捕，沈从文参加发起文化界营救丁玲等人的活动，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愤怒**当局的卑劣行径。*特务文人张铁生在《庸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沈从文为丁玲辩护，并造谣诬蔑丁玲，为此沈从文准备向法院起诉，迫使《庸报》向沈从文赔礼道歉。1934年3月，沈从文发表了《禁书问题》一文，对*的禁书政策提出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愚蠢行为”，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近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此文一发表，立即遭到*报纸《社会新闻》的攻击，咒骂沈从文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他的一篇描写革命根据地游击队战士英勇斗争的小说《过岭者》，以及长篇散文《记丁玲》，也都遭到*图书审查机关的删削。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时代，沈从文凭着自己的良知，对统治者滥用手中的权力，摧残*，虐杀无辜，钳制言论，是十分反感的。但是使他不解的是，他却遭到了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他被视为“没有思想”、“空虚作家”、“文体作家”，他陷入了不被人理解的孤独苦闷之中。
作品是最有说服力的。1931年到1938年，这是沈从文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短篇小说集《虎雏》、《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等，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皆写作或出版于这一时期。对充满生命活力的“湘西”世界的赞美，和对腐败沉沦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嘲讽，仍是这些作品的中心内容。他更加自觉地从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的角度，描绘了湘西社会中*奔放的生命力，赞颂了在情欲奔放中所显现的“健全人性”，展现了那种未经现代城市文化“污染”过的淳朴、自然、优美的湘西世界。《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作者对于农民、手工艺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歌颂了纯真的爱情，表达了人对命运自己做主的要求。这些小说蕴含着沈从文对人生的哲理思考，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同时也唱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其他如《贵生》、《萧萧》、《丈夫》等一系列短篇小说，真实地描绘了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凄苦，展示了他们蒙昧自在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作者对湘西朴素人情美在时代巨压下消失无余的悲凉心境，作品蕴含着对人性*的呼唤。
而《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小说，是作者借助于湘西地区巫人文化的流风余韵，创造出来的充溢野性活力的生活画卷，它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那种*舒展的原始生命形态的向往。
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观点，显示出一个来到都市的“乡下人”的审美标准，他以乡村的道德眼光和心理优势看待现代都市社会的种种弊病。在《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等小说中，他以一种冷峻、悲悯的笔调，揭露大都市中“绅士阶层”掩藏在“文明”外表下的卑劣的灵魂；《八骏图》、《有学问的人》等篇，勾画了一些在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中跌爬滚打的大学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的行状，抨击了知识阶层中存在的某些“被阉割了的侍宦观念”。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记》和《湘西》，全面而现实地反映了湘西社会人生的悲欢。他用素朴而有神采的文字，描绘了沅水流域秀丽如画的山川景物，介绍了湘西的民情风俗、历史沿革、人事现状，更着力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他们顽强不息的生命活力。
特定的时代、特殊的地域、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独特的人生经历铸造了沈从文，他只能带着青少年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来审视世界。由于他所经历的世界的局限性，这就必然使他看人论世带有某些偏狭与保守。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沈从文坚持要以自己的声音说话，他要突破旧的传统和革命文学的流行口号，因此在30年代的文坛上，他显得卓尔不群。表面看来，他的作品似乎远离政治，远离时代。在他的笔下，湘西世界是一个淳朴宁静的桃花源式的世界，缺少血泪的控诉以及火与剑的搏击，有着一种牧歌式的情调。但是当我们深入到沈从文创造的艺术世界里，进行细致的探讨，就会发现他的作品有着一个连贯的主题，这就是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这是沈从文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方面，沈从文与他的时代又贴得那样近，他正是由他生存其间，呼吸其间的现代中国汲取灵感与热情的。
正当沈从文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可望获得更大丰收的时候，1937年7月抗战爆发了。1937年8月沈从文离开北平，经过了大半年的辗转流徙，于1938年来到了昆明。1939年6月，他开始在西南联大任教，并继续参加抗战前就开始的、以杨振声为首的编辑中小学教科书的工作。这一段时期，他的创作很少，但在文艺论争中却颇为引人注目。1939年初，他发表文章《一般与特殊》，1942年又发表《文学运动的重造》，认为抗战初期文学中标语口号盛行和“抗战八股”的产生，是和一部分作家投笔从政，去从事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有关。他的观点被当时的批评者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遭到激烈的批评。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等报纸的文学副刊的编辑。在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从现实学习》、《〈文学月刊〉编者言》、《一种新希望》等文章。面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他感到茫然。在这些文章里，他弄不清这场战争双方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区别，笼统地将国共两党的战争说成是“民族自杀的悲剧”，并希望依靠国内各方面的贤达之士来共同探讨民族复兴大计。这种意见与当时社会上的“*个人主义者”的政治主张有相同之处，为此他又遭受到革命阵营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的调子随着*革命的胜利进程而日益上升。1948年3月，他被批判为“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到了1949年因他的一篇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而写的题为《芷江县的熊公馆》文章，他又被指责为“地主阶级的弄臣”。
*成立后，经过革命大学研究班的短暂学习后，他去四川参加了一段土改工作。1949年8月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1953年他收到开明书店来信，通知他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均代为焚毁。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因素，他的创作生涯中止了。1957年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负责为文物书写标签、目录。在这一时期，他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等论文集。1964年他遵照周总理的嘱咐，开始编写中国服装史。但在“*”中，这一书稿却被宣判为吹捧帝王将相、歌颂才子佳人的毒草，资料被查抄烧毁；他也于1969年11月被打发到*文化系统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1年才返回北京。这时他已届古稀之年，但仍是孜孜不倦地重新开始服装史的资料整理工作。1978年5月，沈从文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先后经历二十个春秋，凝集着他的心血，寄托着他对周总理真挚怀念的专著，终于出版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因心肌梗塞与世长辞，终年8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