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为什么投湖自杀？
导语：王国维，清朝遗老，国学大儒。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清华大学筹备国学院，当时能够和王国维比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章太炎，而论国学功底，王国维排第一。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了网友对王国维投壶自杀的看法，大家快来看看吧！
看法一：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祖上和追溯到宋朝抗金名将王禀，受封为安化郡王，王国维是血统纯正的第三十三世孙。家学源远流长，加之王国维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学贯中西。早年研究哲学、美学、诗词，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国语言，在文学、哲学、史学、美学方面多有建树。著作等身，其中最为知名的是《人间词话》，大家不妨找来读一读，领略一下民国大师的风采。
1927年，在清华园执教两年之后，6月2日，王国维一如往常在学校办公，批阅文件，料理事务，和同事谈论国学院下学期招生的事情。随后离开清华园，还向一个同事借了五元钱，叫了一辆车闷声不响地去了颐和园的昆明湖畔。抽了一支烟，在湖边徘徊良久之后，纵身跳进湖中，一代国学大儒，就这样在湖底的淤泥中窒息而死，时年51岁。
王国维死前，写下了一句话：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正是这句话，让王国维的“沉湖自杀”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悲壮色彩，“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八个字怎么解释？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至今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根据学界推测，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人们对“王国维为什么自杀”这一悬案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也是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以死殉国”，为了覆灭的清王朝尽愚忠。
王国维是清朝遗老，忠君爱国，以布衣身份充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对他有知遇之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王国维拖着一根小辫子，颓丧萎顿依然服侍在溥仪的左右。清华要聘任王国维当国学院教授，王国维首先请示于溥仪，得到溥仪的恩准，才敢应聘。
在清华执教两年，王国维每到春节都要跑到天津去觐见早就逊位的溥仪，感叹“有君无臣”。王国维骨子里，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抱残守缺，观念老旧，一肚子忠君之事的老派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王国维引以为奇耻大辱，要和罗振玉等一帮清朝遗老约定投金水河殉清，苦于家人阻拦没有成功。两年后，*北伐节节胜利，眼看着就要扫荡黄河，入主京师，湖南湖北一带的前清遗老被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国维听说之后惊惧不已。甚至和当时的同事陈寅恪、吴宓等商量逃往国外，陈、吴等人踌躇，王国维就深夜枯坐，常常泪流不已。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北伐军的侮辱，骨子里很畏惧。这就可以解释那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了。
自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两年前“北京政变”王国维已经被职业军人冯玉祥“侮辱”了一次，现在又要面临被*北伐军“再次侮辱”。惊惧忧虑之中，想到皇帝溥仪的遭遇，以及有君无臣的处境，上不能报君恩，下不能保自我，王国维一介书生，无力回天，唯有一死。
王国维在死前就已经写好了遗书，交代家人将书籍藏品等托付给陈寅恪和吴宓处理，可见王国维自杀，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王国维效法屈原殉国尽忠，投湖而死，依然是封建文人忠君之事的做派。
第二种观点，也是学界比较能接受的观点就是“以死殉道”，不忍见到中国文化日渐衰微的悲怆结局。
这一观点是王国维的好友及同事陈寅恪、吴宓等人的主张，与其说是解释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不如说是对他在中国国学文化上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褒奖。在陈寅恪眼里，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国学大儒，兴的还是“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那一套。
其实陈寅恪一开始也认为王国维的死是“殉清”，这样的愚忠，未免显得荒唐。清朝早就覆灭了，剩下一个逊帝溥仪，翻不起什么大浪。陈寅恪留过洋，没有王国维那一套忠君之事的封建思想，因此在给王国维写墓志铭的时候，着意在“以死殉道”上褒扬了王国维一番，算是为他在学界正名，美化了一番。
陈寅恪在挽词中写：“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是以静安先生不得不死，此说一出，时人纷纷赞誉。
王国维之死，乃是为日渐衰微的中华文化殉道，不知比“殉清”高出了多少个层次，这才是国学大儒的襟怀。
话虽然说得好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王国维是殉道，是因为文化衰微而自杀，那么他在当时的最高等的清华学府执教，为传承中国文化培养人才，岂不是比自杀更有意义？何况文化衰微，和“义无再辱”又有什么关系？另外道听途说的观点就是死于对现实的惊惧，故友罗振玉逼债，妻妾出轨等。种种猜测，首先来自于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那本书中的胡编。
溥仪说王国维早年因为家里穷困，得到故友罗振玉的不少赈济，在日本期间，王国维一家人的开销，几乎都是来自于罗振玉的资助。后来王国维和罗振玉不和，罗振玉追讨旧债，王国维还不上钱，悲愤交加，被逼投湖而死。
王国维的葬礼，是罗振玉主持的，如果罗振玉逼债导致王国维自杀，他有有何面目主持故友的葬礼？溥仪之所以这样胡编，不过是为了逃避责任。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溥仪写自传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溥仪被特赦，早就不是什么末代皇帝，已经成了一介草民，惶惶不可终日。人家要他解释一下老师自杀，溥仪能不推脱责任吗？
余者如妻妾出轨导致王国维自杀，更是无稽之谈。五十而知天命，一代国学大儒，岂能为了儿女情长的事情投湖自尽！？
综上所述，王国维之所以义无反顾地跳进昆明湖自杀，比较靠谱的推测就是“以死殉国”。他既怕北伐军打进北京城，将他们一帮前清遗老拉出去砍了头，又心忧在天津避乱的主子溥仪皇帝被北伐军抓住，凌辱一番。皇帝受辱，做臣子的还有什么颜面活下去？
所以王国维惊惧之中，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转身就跳进了昆明湖，两分钟之后气绝身亡。
一代国学大师，就此告别红尘，告别了那个充满血腥、苦痛和悲伤的世界。
看法二：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兴，王国维是中国现代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专注于对中国古文化的研究。
王国维是史学大家，自幼熟读古书经章典籍，溥仪皇帝老师，属于旧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其信仰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看来也是偏于保守。1927年6月北伐军已即将进入河北，北伐军向来比较”革 命“，沿路砍了不少人的头，其中包括一些大儒，比如说叶德辉。这些人是和王国维有接触的，这让王国维感到很痛苦，觉得自己也有可能会被北伐君所杀或所辱。期间有人劝他退避国外，他也常常去找吴宓或者陈寅恪去商议应对之策，但是王总是踌躇不定，”只是在居所里流泪“。
王国维自杀之前日上午，他还参加了学生的毕业典礼，期间表现，一切如常，还找学生说话，笑容依然。自杀之日，参加会议，参与讨论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还找人借钱。
1927年6月2日上午，在北平颐和园的鱼藻轩前，一个矮瘦的男子，身着长衫，头戴瓜皮帽，脑后借拖着一条长辫。他慢无目的地走动着，突然，他跨过雕栏，投入昆明湖中。一阵水响今后，湖里恢复了沉寂。待到人们闻声赶来将其捞上岸时，他已停行了吸吸。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昆明湖，近百年来关于他的死因有种种解释，至今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国维之死是为清室殉节。王国维是溥仪信任的少数臣子之一，因此对溥仪有知恩图报的思想。他自尊心比较强，当时的局势比较动荡，北洋对小朝廷的羞辱已经过去，*北伐又即将成功，北京政局非常动荡，谁都知道即将来临一场暴风雨。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国维之死源于与罗振玉交恶。王国维死前，二人因子女经济问题发生龃龉，使长期的信任与友谊随之破裂。
第三种观点则是将王国维之死归因于当时政治巨变。即当时的北伐战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所评价，王国维之死，非死于所谓逼债，也不是所谓其妻红杏出墙，而是因为他看到古文化在沉沦，他为了古文化而殉葬。
当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是理想和世界观的崩塌，这对一个以精神和文明为支柱的旧王朝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惨痛的。
当时也是西方文化打压东方文化基础的时代，不少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宣称汉字拉丁化。
这对沉醉国学的王国维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他并不是守旧之人，他在辛亥革命之前在思想上属于维新派，后期才转变成政治上的守旧派，回味古学，研究历史。
他对外国思想文化也有了解，甚至劝说溥仪留洋增加见识。可颠覆中国古文化，彻底否认，这让使他痛苦万分。
中国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笔者认为：王国维之死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
个人性格悲剧，王国维相貌一般，不太注重外在形象，终日闷闷不乐，除了研究学术没有其他的爱好，难免造成性格上有缺陷。另外近来的压力，如旧旧知识分子儒叶德辉的惨死，借钱、红杏出墙等。
当时的*，在守旧思想的人当中是眼中是激进，混乱的。当时北伐军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太尊重的，这点上他最接受不了。
新旧文化的交替，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人们不再学习传统文化，像王国维这样研究古典文化的学者就有些无所适从，新文化的冲击对他影响很大。
看法三：1927年6月2日，51岁的大学者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自杀，这个事件立即震惊了全国知识界。由于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并且正值学术盛年，因此猜测他的死因成为知识界和舆论界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殉清”说法让人感到怀疑
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从天津赶来，到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罗振玉还带来了逊帝溥仪的一道“诏书”。因为这道“诏书”，王国维之死被很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殉清”。王国维自杀两天后，北京的《顺天时报》就以《继屈平(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为题，报道王国维“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王国维的一些朋友，如清华校长曹云祥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他自杀是“殉清”。而王国维的学术知己陈寅恪其时也同意这种观点，《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回顾王国维的生平，“殉清”的说法却让人感到怀疑。最容易令人产生疑问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灭亡了，而王国维却到1927年才自杀，他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谋复辟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不同，王国维一生潜心学术，心无旁骛，和清廷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为了谋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师之旅。经过罗振玉的推荐，他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这应该是王国维在清廷担任的唯一一个“公职”。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虚职，王国维的实职，是学部图书局的编译，以及名词馆的协修。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再回来已经是1916年，一个新的时代了。王国维和逊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1923年4月以“海内硕学”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第二年，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出皇宫，王国维的这段经历也就自动终止了。
显然，有限的接触，并不足以成为王国维“殉清”的理由。虽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自称“亡国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却绝非“殉清”可以解释，必然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内涵。
陈寅恪的说法触及文化本义
实际上，民国年间，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学者梁济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还有年轻作家王以仁1926年从轮船上跳海；在王国维之后，则有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1929年跳入黄浦江；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矶投水自杀……
透过这些文人自杀的现象，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社会现实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时代风气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这么说来，王国维投水自杀，似乎应该更确切地称为“文化殉节”。这其实也是关于王国维死因争论里最著名的一种说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阐释，又当推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的说法触及到了文化的本义。文，是传播意义的载体，是故有“文以载道”之说。对于中国传统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来代代相传的诗、书、礼、乐等习俗制度与传统经典。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谦谦”的“君子风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为“文”所“化”之人，也同样具有表里一致和人格统一的特征，就像《大学》所言：“诚于中，形于外。”但是，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却在空前未有之时代变局中日渐衰落，“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一个过渡时代的困惑与迷茫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实际上，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遗书非常简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无梁济投水自杀前在《敬告世人书》里面的那种慷慨大义，相反，却是情绪消沉低落至极端。这是王国维性格悲观所致，还是因为时代风气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释却是，在王国维之死的背后，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国维在郁闷中迎来了五十大寿。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大动荡时期。早在这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而在1927年，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人。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吴宓绝望地在日记里写下：“世局时变，江河日下。”和王国维同列清华园四大导师的梁启超也悲叹：“国事局面大变，将来未知所属。”
如果说这些所引起的震撼还不够强烈。那么，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绞死李大钊，则重重地震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知识界。在一个信仰强权的时代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以政治原因处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学教授，这让京城的学人们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梁启超等名教授们为了避祸，纷纷开始筹划逃亡。而王国维脑袋后面拖的那条长辫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随时可能遭遇的羞辱与危险。有人劝王国维赶快把那条惹事的长辫子剪了。但是，王国维的回答却是：“诸君皆速余剪其辫，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宁可“留辫取祸”，也不肯自己剪掉辫子消灾。是什么原因让王国维如此固执，居然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呢？从表面上看，王国维似乎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清朝遗老的愚忠，实际上，他维护的是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尊严、一个真正士人的气节。正如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所说：“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
“士可杀不可辱也。”对于王国维来说，辫子意味着尊严和气节。在这一点上，他的自沉，与梁济一样，都有耐人寻味的精神与文化含义。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面对因为文化价值的断裂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王国维最终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以及其他民国文人的自杀，虽然看起来消极，甚或有些无奈，却蕴含了丰富和深刻文化意义。因为在他们的命运里，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的困惑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