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晋文之事读后感（一）
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春秋五霸”之一，齐宣王问“桓文之事”的目的在于和孟子探讨称霸天下的办法，而孟子如果直接回答了，就必然会使话题与自己“行王道”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说服齐王的意图便绝难实现了。所以，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臣未之闻也”这样的话推掉了。这不是有意说谎，而是采用了避实就虚的战术，他在设法给自己将要讲的内容铺设道路——后文便用“无以，则王乎”的问题，抓住齐宣王的关注点，化被动为主动，引导着齐宣王步步走向自己的理想王国了。
诗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齐宣王说这是“夫子之谓也”，“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看来齐宣王对孟子比较信服了，那么，孟子是怎么达到这种效果的？
孟子知道，齐宣王看似饶有兴趣地问自己：“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但是他的真正目的是想“王”天下，而且根本没有“保民”的行动甚至想法。但是，孟子为了能使谈话进行下去，达到自己的游说目的，便利用齐宣王“以羊易牛”这件小事中其“吾不忍其觳觫”的说法来大做文章，说这种“不忍之心”也就是仁爱的表现，这无疑是给齐宣王歌-功-颂-德，于是轻易地博得了对方的欢心，大大缩短了彼此的思想距离。齐宣王本来因为事情并不光彩还在自嘲，经孟子这样一解释，当然不由得连连对他称赞，把孟子看成知心人了。
孟子精心劝导齐宣王“推恩”于民，“恩”即恩情，“推”就是推广，所谓“推恩”就是推广自己的恩情。按照孟子前面的论述，“推恩”的基础是国君具有“不忍之心”；“推恩”的做法就是以国君的“仁心”为起点，使其发扬、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两句表明“推恩”的方式是由小及大，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而“推恩”的最终目的是团结自己的民众，进而“王天下”。
孟子政治理论里面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孟子描绘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道德高尚，既恬静又和-谐，带有浪漫色彩的小农经济社会。首先这个社会的核心人物——国君有仁爱之心，且能“推恩”于百姓；其次，国家有凝聚力，有吸引力，仕者、耕者欲至，商者、行者欲来，天下“疾其君者”欲归附于之；再次，国家人民生活富足，百姓有恒产，足温饱，知孝悌，懂礼节，不仅自己的家中安乐和睦，而且所有的人充满爱心，整个社会不再有受难之人。总之，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齐桓晋文之事》篇承载的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种民本思想意识的体现，是对百姓的现实关怀。当今社会中，很容易看到孟子思想的影响，比如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减轻农民负担、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高人口素质，甚至包括反对战争、保护生态环境等。
齐桓晋文之事读后感（二）
本文是孟子向齐宣王宣扬自己的王道理论，是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开始，齐宣王 向他打听齐桓、晋文之事，实际上就是想得到“称霸”天下的方法。孟子巧妙地把“霸道”的话题引到“王道”上来，鲜明地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的观点。然后就围绕着这个论点，引类譬喻，例举事实，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行仁政，才能服天下。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缘木而求鱼”。
同时，孟子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就是使人民有“恒产”，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安居乐业。要使百姓“不饥不寒”。这表明孟子讲的仁政有着经国利民的实在内容。在艺术特点上，善于辩论是《孟子》的一大特色。《孟子》的辩论娴熟地运用了逻辑推理（如类比推理）的方法，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巧妙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之中，从而使对方心悦诚服。
善于运用比喻、寓言等方式是孟子散文的又一大特色，他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去说明抽象的道理，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本文“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术而求鱼”，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去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绝不可能的。孟子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排比、叠句等修辞手法，使其文形成气势磅礴、畅达雄辩的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也与其个人的人格修养有密切的关系，如他自己所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在语言上，孟子散文明白晓畅，简洁凝练，不事辞藻，对后世文章语言影响很大。
齐桓晋文之事读后感（三）
《齐桓晋文之事》是孟子晚年第二次到齐国和齐宣王的一次谈话记录。它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孟子行仁政而王天下的政治主张，充分表现出孟子文章的曲折尽情、气盛言和的特色，洋溢着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美。而这沉雄豪宕的气势，又得力于文章论证过程中富于的逻辑力量。
孟子早知道齐宣王素有图霸之大欲，而无行王政之志向。因此，当齐宣王一提出“德何如则可以王矣？”的发问，就直截了当地摆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中心观点，然后从“王道可为”和“王道何为”两个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严密的论证技巧。
首先，作者从“王道可为”入手，用以羊易牛的故事，推演出齐宣王有“不忍”之心。虽然齐宣王的所谓“不忍”，仅仅限于禽兽，仅仅限于“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孟子还是先予以了肯定，借此说明齐宣王有行仁政的条件。紧接着孟子引譬取喻，以“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引出“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委婉而直率地指出了齐宣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错误。从而推出了第一个分论点：“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既而，再次引譬取喻，论说“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区别。“挟太山以超北海”谓之“不能”；而不愿“为长者折枝”是“不为”。进而又引征经典：“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分析“推恩”的意义：“足以保四海”。同时，指出“不推恩”的恶果：“无以保妻子”。这样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层层进逼，渐次张开论证的逻辑之网。
其次，作者又以选言推理，逼出齐宣王的“大欲”：或“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或“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在否定了这些选言肢后，也就理所当然地肯定了后一个选言肢：“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然后，作者又设喻类比，提出了第二个分论点：“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同时进一层指出，齐宣王如一意孤行，“尽心力而为之，必有后灾”，这就彻底打破了齐宣王霸道的幻想。在此基础上，(www..cn)作者又以一组假言判断：“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 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推出“发政施仁”，天下无敌的光辉前景。假言判断的真实性不决定于判断中所说的事实是否存在，而决定于是否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里的因果联系作者已在前面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证，所以它就有了很强的说服力，也促使齐宣王心动：“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
至此，作者充分抓住有利的战机，再从“王道何为”一方进行论述，提出“制民之产”的仁政主张，并且具体阐述了如何“养民”和“教民”。作者先言其制，后誉其利，王道之美，溢于言表。无论是“养民”，还是“教民”，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保民”。如此又回扣了前文，极巧妙地完成了对全文中心观点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