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观感动中国樊锦诗先进事迹体会感悟范文3篇
导语：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下面小编为大家整理了2020观感动中国樊锦诗先进事迹体会感悟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贝”
“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
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
“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
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这给我莫大的刺激。”樊锦诗说，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遗产体系后，她更深入地认识到了莫高窟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护好莫高窟，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她说。
一幅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巨大图景，在樊锦诗心里悄然铺开。莫高窟历经千年，壁画彩塑已残损破败。如何让这一人类遗产“永生”?做过文物档案的她想到了用数字的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敦煌研究院开始尝试文物数字化。就是将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终形成能够“永久保存”的数字洞窟。这些数字资源还可以被“永续利用”，成为出版、展览、旅游等的资源。
说时容易做时难。形制改变、颜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个个问题摆在眼前。与国内外机构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锦诗说，从提出设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他们花了整整20年。
这些数字资源显示了价值。2014年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投运，数字球幕电影让游客领略了石窟风采，也缓解了保护的压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在立法保护文物、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总结了经验、推广了成果。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莫高精神”成大漠“第二宝藏”
“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文物工作者来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国庆前夕，樊锦诗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颁发奖章。她那一头白发，写照着岁月的流逝，见证着一代代传承。
建院70周年之际，樊锦诗在总结前辈创业历程后，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们明明可以拥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环境，偏偏历经千辛万苦留在敦煌，他们就是精神符号。东西坏了还可以再造，‘莫高精神’垮了就啥也没有了。这是我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樊锦诗说。
如今，莫高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大城市比还有不小差距，却仍有年轻人不断踏着前辈的足迹来到敦煌，甘愿奉献。他们说，“莫高精神”已经成为文物以外的“第二宝藏”。
“干了一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儿”樊锦诗充满感情地说。
篇二：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1963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至今仍在继续做着贡献。樊锦诗为敦煌莫高窟保护作出重要贡献，是文化领域、文物战线的杰出代表。
在宣讲中樊锦诗介绍了敦煌文化灿烂辉煌的成就，强调了敦煌保护的重要意义，她从“守一不移”“担当使命”“探索进取”“留住根脉，我们永远在路上”四个方面讲述她与敦煌之间的“情缘”以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的研究、保护、管理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她带领团队致力于莫高窟的科学保护，敦煌学的深化研究，在全国文博系统率先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制定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办法、建设数字敦煌档案。通过多方面努力创新性解决了莫高窟旅游开发与永久保护之间的矛盾，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真正做到了让莫高窟走出去、火起来。樊锦诗强调人才队伍培养的重要性，敦煌研究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几代莫高人的付出。樊锦诗表示，敦煌研究院成立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莫高人传承着“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研究、保护、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新时代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不忘过去、把握现在、面向未来，莫高窟的保护乃至全国文物的保护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王吉德指出，“莫高精神”体现了*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是国家强盛、社会进步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和强劲持久的精神动力。要大力践行“莫高精神”，深入开展向樊锦诗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扎根一线、爱岗敬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敢于作为、使命在肩的担当勇气，改革奋进、矢志不移、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践，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和传播者。
篇三：
“党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梦想，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敦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作为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很多人怀疑樊锦诗的意志和能力，可性格倔强的她，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秉承了老一代敦煌人“打不走”的精神。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敦煌莫高窟营造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作为人类的文化瑰宝，历经千百年来自然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文物本体和环境都十分脆弱。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攻克难题。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敦煌莫高窟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才能使它得到更妥善的保护。”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在敦煌工作的40多年中，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作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深感肩上的重担，丝毫不敢懈怠。她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敦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可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狭小洞窟和脆弱的壁画开始不堪重负。如何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了樊锦诗日夜思考的问题。
“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人们应该享受这一珍贵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参加了申遗材料的准备工作，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